科技報導

希格斯粒子系列》宇宙,奇異的超導體

宇宙,奇異的超導體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高涌泉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高涌泉教授責任編輯

著名的「希格斯機制」(希格斯是一位英國理論粒子物理學家),其主要假設是,宇宙處處瀰漫著一種特別的純量場(亦即自旋為零的場),稱為「希格斯場」;當這個場處於最低能量狀態時,其強度是個不為零的常數值,其他的場(例如電磁場)沒有這樣奇特的性質──它們處於最低能量態時,都不會有不為零的場強度。所以在真空(即最低能量態)之下,一切的場包括電磁場、介子場、電子場等的場強度都等於零,唯一的例外是希格斯場;以術語說,希格斯場具有不為零的「真空期望值」(或稱基態期望值),其他基本粒子場的真空期望值則皆是零。

由於希格斯場在真空中具有不為零的場強度,於真空中原本以光速前進的基本粒子,就可能受到這個場強度的影響而減慢速度,於是無質量粒子就變成了有質量的粒子。以電子為例,左(右)旋的電子在希格斯場中前進時,會變成右(左)旋電子,這種行為是帶有質量電子的特性。電子如果不帶質量,它的自旋方向在前進時是不會反轉過來的。除了自旋1/2的粒子(如電子、夸克)能夠以如此方式獲得質量,原本無質量的自旋1向量粒子(如光子)也可以藉由與希格斯場的交互作用而帶有質量。

尋找質量的機制

物理學家溫伯格(Steven Weinberg)與薩萊姆(Abdus Salam)在1960年代中期,把希格斯機制應用到弱交互作用上,他們認為傳遞弱作用的向量粒子(W 與Z介子)就是因為這個機制而獲得質量。在當時,物理學家已經認知W介子必須帶有很大的質量,但是他們卻找不到好的辦法來賦予W介子質量,因為我們如果只是遵循傳統方式單純地在拉格朗日函數中放入W介子的質量項,我們所得到理論並不是一個「可重整化」的理論,也就是說我們無法合理地處理掉理論中所出現的無窮大,這種理論在高能量的情況下是不適用的。

麥士納效應:磁場無法進入超導體內部。這種效應就是希格斯機制於超導體上的一種表現。

溫伯格與薩萊姆猜測,如果把微妙的希格斯機制和描述向量粒子的「楊(振寧)–密爾斯規範場論」(Yang-Mills Theory)結合起來,將導致可重整化的弱作用理論,但是他們並無法證明這個想法。直到1971、1972年,荷蘭物理學家特霍夫特(Gerard‘t Hooft)與維特曼(Martinus Veltman)才終於嚴格地證明了溫伯格與薩萊姆的猜測。特霍夫特與維特曼為此獲得了1999年的諾貝爾物理獎,而溫伯格與薩萊姆則更早於1979年,就已經由於他們以希格斯機制所建構的電磁作用與弱作用的統一模型,而與格拉肖(Sheldon Glashow)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由於特霍夫特與維特曼的突破,我們現在已經認清,希格斯機制是唯一可用的機制,其他的方式都不能恰當地賦予W介子質量。希格斯機制成功的秘訣,在於它不會破壞規範對稱,因此可以和規範理論共存共榮。物理學家對於希格斯機制深具信心,他們在CERN建造大型加速器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出希格斯場的量子──希格斯玻色子。

希格斯機制的前因後果

這麼重要的機制是如何出現的呢?首先,希格斯並不是唯一想出希格斯機制的人,他甚至不是第一人;有人就曾開玩笑說,大概是希格斯(Higgs)這個名字比別人的短了一些,所以才用上了他的名字。事實上,以基本觀念而論,希格斯機制最早源自於超導體物理。超導體現象是荷蘭物理學者開默林昂內斯(Heike Kamerlingh Onnes)在1911年所發現的,這個奇異的現象難倒了好幾代的物理學者,大家一直找不出合理的解釋,直到俄羅斯物理學家金茲柏格(Vitaly Ginzburg)與藍道(Lev Landau)於1950年發表了一篇極了不起的論文,才將超導體研究導上了正軌。

金茲柏格與藍道所提出的,是一種描述超導現象的新方式:他們首先引進了一個純量場,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希格斯場,並且安排讓這個純量場在超導體內有不為零的基態期望值。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光子(即電磁場)與純量場有交互作用,那麼所謂的希格斯機制就會使得在超導體內的光子帶有質量。一旦超導體內的光子帶有質量,電磁場就不可能進入超導體內部,理由是超導體內具有質量的電磁場會帶有很高的能量,這種能量過大的狀態將無法生存,所以電磁場至多只能存在於超導體表面附近。金玆柏格與藍道就以這種想法來說明超導體的一項關鍵效應——「麥士納效應」(Meissner effect)。這項效應發現於1933年,它的意思是超導體會將磁場完全排除在外,這剛好符合上面的推論。換句話說,金茲柏格與藍道指出了「麥士納效應就是希格斯機制於超導體上的一種展現」。金茲柏格由於這項工作獲得了2003年諾貝爾物理獎(藍道過世於1968年,所以未能分享這項榮耀,但他早已於1962年因液態氦理論而拿過諾貝爾獎)。

就在1957年時,巴丁(John Bardeen)、古柏(Leon Cooper)以及施里弗(John Schrieffer)提出了著名的BCS超導體理論,這是一個微觀理論,可以圓滿地解釋超導體的各項性質。隔了兩年,哥可夫(Le v Gorkov)從BCS理論出發,推導出了金茲柏格與藍道的理論。哥可夫指出,金玆柏格與藍道的純量場基本上就是一對自旋相反的電子場。也就是說,金玆柏格與藍道的純量場並不是一種最基本的場,而是由已知的電子場所建構出來的東西。至此,物理學家算是從微觀角度完全弄清楚了希格斯機制在超導體上的意義。

從曙光到暮光-再生能源的另一扇窗

從曙光到暮光-再生能源的另一扇窗
國立灣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博士陳藹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分子系暨有機高分所副教授許益瑞責任編輯

編譯來源:理化研究所新聞發表資料2013年1月10日

不會對環境造成負擔的再生能源,近年來受到注目,但是風力發電也好,太陽能發電也好,都會受到天候的影響,出現供電不穩定的狀況,如何在需要時可以及時提供足夠的電力是面臨的大挑戰。所以,為了能夠穩定供電,高容量的蓄電裝置不斷地被開發,但是價格皆不菲。此外,太陽能電池板材料使用重金屬,廢棄物的處理也是一大難題。為了要一口氣解決這些問題,日本理化學研究所和達芬奇(ダ・ビンチ)公司合作開發出從日出到日落不間斷收集陽光的「太陽能熱電結合系統」。

「太陽能熱電結合系統」的原理很簡單,有效率收集太陽光將水箱的水加熱,當需要發電的時候,再用儲存的熱水來發電。為了要提供太陽光的收集效率,配合太陽從日出到日落的不同角度,理化學研究所的科學家設計1個同心圓狀溝槽的太陽光收集透鏡板,數片板組合1個立方箱盒,盒子中央放置1個鋁製倒T字型的熱交換器,熱交換器下面唯一裝滿水的蓄熱槽,用來收集熱能。收集到的熱能透過熱交換器加熱蓄水槽的水。當需要用電時,蓄水槽的熱水就可以作為熱發電機發電的來源。此外,熱水還可以用於一般日常生活。

尋找保護性的基因突變:為什麼有人不會得阿茲海默症?

尋找保護性的基因突變:為什麼有人不會得阿茲海默症?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周成功教授

許多遺傳性疾病都是因為基因突變,造成蛋白質胺基酸序列改變,使得蛋白質功能喪失而得病。但有沒有人會因為攜帶了特定的基因突變,反而不容易罹患特別的疾病?找到這些保護性的基因突變,可以讓我們更瞭解疾病的成因,發展有效的預防或治療的藥物。透過大規模基因定序與病歷資料庫的分析,最近發現的確有些基因突變能保護老年人不容易得到阿玆海默症。

阿茲海默症又稱老年失智症,主要病徵就是認知和記憶能力逐漸喪失,它發生的機會與年齡成正比;過了65歲,每5年發病率會增加一倍。迄今仍無有效的治療方式。造成疾病確實的原因還不完全清楚,不過許多証據都指向一個蛋白:amyloid β precursor (APP)。APP是神經細胞上的一個膜蛋白,真正的生理功能並不清楚。它會被酵素切出一小段蛋白,稱作 β amyloid。β amyloid自己很容易聚集成塊。解剖阿茲海默症病人的腦子,會看到神經組織中有許多 β amyloid聚集的斑塊。β amyloid形成的斑塊是判定阿茲海默症一個重要標記。

1987年科學家發現早發性家族遺傳的阿茲海默症患者,帶了APP基因的特定突變,確立了兩者之間的關係。但從APP到 β amyloid的斑塊,是造成阿茲海默症的原因?還是病發後的結果,一直沒有定論。

雖然人老之後容易得阿茲海默症,但為什麼仍有許多老人完全沒有失智的困擾?會不會這些人帶著一些未知但會保護神經老化的基因?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冰島的科學家首先分析了1,795位冰島居民完整的基因組序列和就醫記錄,結果發現千分之五的冰島人身上APP基因第673個胺基酸會從alanine突變成threonine。接下來再用400,000名北歐人的檢體作全面的檢測,發現帶了這個APP基因突變的人與一般人相比,有5倍的機會活到85歲而沒有罹患阿茲海默症。

這個673胺基酸發生突變的APP蛋白比較不容易被酵素切出 β amylod!這個特性解釋了它的保護機制,同時也進一步証實APP產生 β amyloid是造成阿茲海默症的原因。對大多數正常人來說,可以減少 β amyloid的方法,就是去找可以抑制切割APP那個酵素活性的藥物。目前有好幾家藥廠正在發展這種酵素抑制劑,有的己經進入一期臨床實驗。

如何創造偉大的實驗室

如何創造偉大的實驗室
知識通訊評論第121

創立滿五十年的英國劍橋分子生物實驗室,被譽為世界上科學實驗室的成功典範。回顧科學實驗在歐洲的發展歷史,實驗室主持人的個性、眼界以及樹立的風格,是創造一個偉大實驗室的關鍵要素。

什麼因素會造就一個突出的實驗室?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已經有幾個這樣特殊的地方,但沒有哪個比得過英國劍橋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十月初該實驗室慶祝它得到自己的建築的五十週年,也是四位該實驗室科學家獲頒諾貝爾獎的五十週年。他們是肯德魯(John Kendrew)、佩魯茨(Max Perutz)、華生(James Watson)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

總體而言,劍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在其輝煌的歷史中,共擁有九次諾貝爾獎的十三名得主,加上另外八位曾在此暫時培訓或工作的得主。身為劍橋大學卡文迪西實驗室的一個單位,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誕生前就有卓越的歷史。很少有人敢預測,其獨立的存在會如此成功且成果豐碩。然而,從歷史看來,它與其他優秀實驗室有共同的特點。這包括生產科學知識的新方法、訓練研究者的新方法、環繞一個新興科學領域的創新和興奮;也許最核心的,是有一個有天賦的人,並具備讓事情做成的個性和遠見。

因此,劍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可以視為是一個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初物種的現代化典範。以前的卓越中心有不同的氛圍,反映了他們的時代的科學文化。但是,所有卓越中心都共享一些重要的明星特質。為了尋找這些特質,在這裡我簡要的檢視劍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三個先例以及其母實驗室。

實驗室生活

在十九世紀以前,大多數實驗室是單人的工作場所,有時會有一兩個助理。化學家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一七四三~一七九四),與陪伴在他身邊的妻子,是典型的這種模式。妻子和僕人經常襄助工作。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一八○三~一八七三)明確地改變了這種格局。

李比希在德國吉森大學的化學實驗室成立於一八二六年,並獲得了國際聲譽。它吸引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並使李比希獲得「化學家培育者」的聲譽。他的實驗室是使德國大學令許多人羨慕的研究和教學機構的一個早期例子。它從一個房間起家,實驗桌環繞著房中的一個火堆。李比希對化學物質組成和他們反應的研究非常出色;他對於農業、工業和生物學問題的專注,為他的研究帶來高度主題化的風格。

他訓練他的門徒小心謹慎,尤其在定性分析更是如此。學生蜂擁向他求教,結果隨著他的學生轉移到其他地方的要職,十九世紀中期的歐洲化學也產生了明顯的李比希風格。識別尖端問題的能力,以及培養學生解決這些問題,標記了他的成就。整個德國大學系統的生物醫學與自然科學學門,廣泛地採用了李比希的創舉。

培訓也是生理學家巴甫洛夫(一八四九~一九三六)重點的一部分,但他將他自己的組織天賦,帶入他在俄羅斯聖彼得堡一手策劃的「生理工廠」,那裡以對狗的研究聞名。他將一些製造業的作法,應用在科學知識生產之上。巴甫洛夫手下的研究人員是最早開始專業分工不同的研究冷領域(如外科手術、化學、狗處理)的之一。就連狗也有專業的區分。許多狗分別有永久胃瘺、食管、胰腺或其他外科問題,讓巴甫洛夫可以即時檢查其生理機轉。

巴甫洛夫的「實驗室」最終佔領了一整個建築;這已經接近「實驗室」這個詞的現代用法,與和更早時候大多數研究者的單一房間,已不可同日而語。隨著科學變得更加複雜和相互合作,實驗室的實際結構比起我們用來形容的語言,進化得更快。

基因裡的人類遠古故事

基因裡的人類遠古故事
知識通訊評論第120

利用分子鐘技術,調和了過去基因與化石證據對遠古歷史關鍵時間的分歧,然而這個更慢的演化時間,也造成不同物種演化分歧上的明顯問題,使問題更形複雜。

多賴DNA變異速率預測的進步,如今考古學家及遺傳學家才可用分子鐘來確立遺傳學年代。

以往我們只能倚靠人類祖先遺留的骨骸及工具追想他們的昔日生活,一九六○年代發現的DNA賦予我們另一種解讀方法。其中某些結果很有啟發性,例如DNA研究顯示,所有現代人都源自十萬年前非洲的祖先。但此方法所提出人類進化史關鍵時刻發生點,卻與考古學完全不符,令人費解。
多賴DNA變異速率預測的進步,可以用分子鐘來確立遺傳學年代,使得現今考古學家及遺傳學家才開始能把故事拼在一起。英國伯明罕大學的考古學家羅斯(Jeff Rose)說,「遺傳學及考古學終於能重新取得某種程度的共識,委實令人意外。」參考彼此的數據,考古學者及遺傳學者現在可以更具信心地著手處理人類歷史中種種細微問題。英國新克斯頓的衛康信託基金會桑格研究所演化基因組學家史卡利(Aylwyn Scally)說,「他們得相信這個故事是真的。」

DNA鐘的觀念很簡單:比較兩個物種基因序列上鹼基的差異,就可以推演出他們共同祖先生存的時代,距今有多久。然而這個預測成功的前提是,遺傳學家必須知道一個重要的資訊:DNA鹼基發生改變的速率。

遺傳學家早先是以人類與其他靈長類動物基因組的差異,來預測突變速率。諷刺的是,取得物種差異的時間點的方法,卻是靠化石證據,而以此為基礎科學家做出結論;人類的的DNA中每個鹼基發生突變的機率約為每十億年一次。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演化人類學分子人類學家維吉蘭特(Linda Vigilant)認為,「這是一個可疑的概略數。」結果他的懷疑確實有理。

在過去幾年,藉由數十個家庭的完整基因組定序,並比較雙親與孩子的突變率,遺傳學家能夠親眼目睹分子鐘的運作。史卡利聲稱,這些研究顯示,這個鐘走的速度或許是先前預測的一半。

在發表於九月十一日的評論文中,史卡利與他的同事杜賓(Richard Durbin)採用較慢的速率,重新評估人類演化中的關鍵時間分歧點。「如果突變的速率降低為一半,所有預估的年代都會增為兩倍。」史卡利說,「這樣會產生南轅北轍的結果。」然而最近分子鐘預估的年代,與考古學上的關鍵時程更加吻合。

舉例來說,西班牙阿塔波卡地區的胡瑟裂谷出土的四十萬至六十萬年前海德堡人骨,是尼安德特人的直接祖先。而基因研究推測,尼安德特人的先祖,是在更為近期約二十七萬至四十三萬五千年前,由演化成現代人的一個分支分化出去的。比較慢的分子鐘,將此一分支日期推到更為可靠的六十萬年前。

如何評斷科學的成功

如何評斷科學的成功
知識通訊評論第120

如何評斷以及預測科學家的科學表現,是目前競爭激烈科學界的頭等大事,目前公認極具參選性的是h-指標。現在有人提出新的公式,來確預測未來的科學表現。

我們科學家經常為未來的研究生涯感到焦慮。我們做的究竟會是令人振奮的科學之路,還是讓我們科學生涯中輟的困局?諸如聘人委員會、資助機構以及需要調查科學家履歷的各部門負責人。

《自然》第四八九期,二○一二年九月。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預測科學的未來發展。

其中常用來評鑑科學家表現的一種標準,是物理學家赫西(Jorge Hirsch)提出的h-指數;h-指數同時將論文的質(引用次數)與量(數量)列入考慮,比其他採用單一指標的方法,更能呈現研究者的科學成就。一個科學家若發表n篇論文,且每篇至少被引用n次,他的h-指數就是n。例如愛因斯坦、達爾文以及費曼(Richard Feynman)的h指數分別是高的嚇人的96、63以及53。根據赫西的說法,一個h指數為12的物理學家,有十二篇被引用十二次以上的論文,市是足以讓他在重點大學享有終身職的衡量標準。

然而h-指數以及類似的評鑑標準只能表示過去的成就,不能預測未來。現在我們嘗試以科學家履歷中所得到的大多要素為基礎,來推算其人未來的h-指數。

我們仍須強調,由同儕評估科學貢獻以及研究深度,才是預測科學家為未來生涯成就最好的方法,但我們的方法或能作為有用的輔助工具。

少不了的統計資料

為找到方程式預估科學家未來的h-指數,我們蒐集大量數據,並利用電腦的機器學習技術進行分析。我們最初的樣本來自academictree.org——一個多資訊來源的網站,將科學家的導師、受訓生以及共同研究者都列名其中。它的名單包括了三萬四千八百名神經科學家、兩千名果蠅研究科學家以及一千三百名演化研究人員。我們將作者與線上學術論文及引用數據的資料庫Scopu來進行配對。此外,我們也篩選了分析對象:h-指數大於四(以排除研究停滯的科學家)、而且是一九九五年後發表的論文(因為在此之前很少有電子記錄)、同時作者必須是在過去五至十二年間發表其第一篇文章,並且有登錄在Scopus資料庫中。

基改作物的加州標籤戰

基改作物的加州標籤戰
知識通訊評論第119

基改作物是否應該標示,已成為一場高賭注的金錢戰爭。

基改作物是否應該標示,已經在加州成為耗費金錢的戰爭,贊成反對陣營莫不傾囊以赴。基改作物減少的農藥需求,是否真帶來裨益,也引起爭論。

加州基因改造食品爭議已轉為一場所費不貲的戰爭。農業相關企業和食品商八月中承諾投入一千三百萬美金,支持反對標示基因改造食品提案的陣營。反對陣營資金充裕,累積高達兩千五百萬,足以支付十一月公民投票前數個月的遊說活動。反觀「三十七號提案」的支持者,包括有機農戶和環保份子,目前只爭取了不到兩百五十萬美金。

支持標示的人主張民眾有知的權利,以及大眾對企業農產利益抱持的不信任態度。

支持標示的人主張,民眾有知的權利,並強調食品安全上的顧慮,以及大眾對企業農產利益抱持的不信任態度。反對者認為標示有如警告,會增加消費者對基因技術的敵意。他們認為那會使食物價格上揚,增加零售商、農戶和食品商誤標導致無謂訴訟的風險。

類似提案雖然在其他州闖關失敗,但若能在加州獲得成功,將可成為全國的先例。奧勒岡州特洛伊市的有機農業宣導組織「有機中心」首席科學顧問班布魯克(Charles Benbrook)認為,提案一旦通過,無疑將成為美國公眾行動的轉折點。

食品標示必然會造成深遠的影響,因為根據美國農業局統計,美國約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大豆和百分之八十八的玉米透過基因改造,來增加抗農藥以及抗蟲害能力。這項計畫將影響上萬品牌商品,包括可口可樂、百事、和雀巢各自投入超過一百萬美金支持反對陣營。杜邦和孟山都等農業相關企業,也各自出資超過四百萬。

標示本身並不指出作物是如何被改造,也不會顯示食物中基因改造成份的含量。基因作物飼養動物的肉類,也不需要加以標示。

碳-14定年法變得更準了

碳-14定年法變得更準了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博士生黃郁葳/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博士陳藹然責任編輯

從氣候到考古學,有很多領域都利用碳的同位素,碳-14,的衰變情形為基礎,藉以推測物品的年代,稱為碳-14定年法。但是以碳-14的衰變量去決定物品的年代,需要考慮環境因素對碳-14衰變量造成的誤差。因此,如何得到正確的年代校正曲線,一直是科學家努力的目標。最近,有一批國際團隊裡面包含來自日本、德國、英國的研究學者發現,在日本福井縣著名的三方五湖中的水月湖(すいげつこ)的底部,累積許多藻類化石和落葉化石,測定這些已知年代藻類化石和落葉化石的碳-14含量,可得碳-14衰變量與年代的校正曲線,大幅提升碳-14定年法的準確性。

看見化學鍵

看見化學鍵
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博士陳藹然/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鄭原忠責任編輯

看見原子不稀奇,化學鍵(chemical bond)沒看過吧?IBM在蘇黎世的研究團隊繼2009年首度公開了化學鍵影像,最近發表了像奧運環狀的分子影像,從影像中可以清晰看出連結相鄰原子間鍵結的存在。這項結果發表在9月出刊的《科學》(Science)上。

有了它,類澱粉蛋白不再沉積

有了它,類澱粉蛋白不再沉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李冠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李冠群責任

類澱粉蛋白(amyloids ) 是1種不可溶的纖維狀蛋白質,名稱的由來是因為早期碘染色(iodine-staining)技術尚不成熟,使得科學家誤以為它是1種澱粉(拉丁文為amylum)。當時科學界一直在爭論它到底是屬於脂肪沉澱物,或是碳水化合物沈澱物,直到最後,才發現它其實是1種蛋白質。當類澱粉蛋白不正常地在器官中堆積時,會造成類澱粉沉積症(amyloidosis)。

目前已知在人體內至少有18種蛋白質,會因為其蛋白結構錯誤折疊,導致該蛋白質會與其本身、或與細胞內其他蛋白質發生糾結,形成纖維狀的類澱粉蛋白沉積。在阿茲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等多種神經性疾病患者的神經系統中,都可以觀察到大量類澱粉蛋白的沉積,因此,許多學者相信它可能是導致腦部或其他器官功能退化或功能障礙的原因。

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詹姆斯‧諾維克教授(James Nowick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和洛杉磯分校的大衛‧艾森伯格教授(David Eisenberg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已經共同研製出1種環狀胜肽類的模板分子,它可誘導多種胜肽形成β-褶板結構(β-sheet structures)。在體外的試驗中,這些β-褶板結構可以阻斷包括amyloid-β (簡稱Aβ)、tau和α-synuclein等多種蛋白的沉積,也可減少Aβ在細胞造成的毒性,而Aβ與tau正是阿茲海默症的致病蛋白質;α-synuclein則是帕金森氏症的致病蛋白質,因此,該種新型蛋白沉積抑制劑,很可能成為廣泛治療類澱粉蛋白沉積症的「萬用藥物」,在同時治療多種神經性疾病上具有極大的潛力。此結果已發表在2012年9月線上的《自然化學》(Nature Chemistry)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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