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的失落二十年

達爾文的失落二十年
知識通訊評論第55期

達爾文延遲出版《物種源始》，果真是出自宗教上的恐懼嗎？

達爾文因為懼怕英國國教大加抗議，才延遲發表他的天擇演化論嗎？一般咸信確是如此，而達爾文雖然早在一八三七年就開始整理演化論，卻直到一八五九年才出版《物種源始》，更為此增添可信度。

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史學家威赫 (John van Wyhe) 表示，在針對達爾文自己所寫，別人寫給他的，以及其他內容有關達爾文的信件、摘記與書籍，進行費盡苦心的地毯式研究之後，他已將達爾文出於宗教理由，延遲出版著作的可能性，一勞永逸地排除掉了（關於威赫與達爾文研究，請參閱《知識通訊評論》四十七期〈達爾文來了〉）。

不過威赫的研究成果卻惹惱了幾位聲名卓著的歷史學家，他們爭論說威赫太過輕忽達爾文不願意發表演化論的事實。「達爾文演化論數位圖書館」的編輯孔恩 (David Kohn) 就表示，把達爾文描述成對於外在世界毫無感覺與反應，與傳記中的形象並不相符。

長久以來，研究達爾文的學者，對於《物種源始》竟然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出版一事，苦思不得其解。據威赫所言，認為達爾文因為害怕發表明顯違背創生宗教信仰的理論，因而延遲出版《物種源始》的觀點，數十年來無論是一般大眾還是學界人士，都堅信達爾文確實如此。然而威赫卻在一份在今年三月底，發表於《英國皇家學會摘記紀錄》的研究中指出，並沒有直接證據支持這個論點，這只不過是一個代代相傳，無人質疑的神話罷了。

為了進行研究，威赫在所有涵蓋達爾文撰寫《物種源始》期間的主要與次要資料來源中，搜尋「延遲」這個字眼。他說無論是達爾文本人還是認識他的人，從未明白提到延遲發表，或是為這二十年的「間隙」提出任何解釋。威赫表示，事實上在所有關於達爾文的文獻裡，最早提及延遲的內容出現在一九四○年代；只有在一本於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暢銷書《達爾文始末》 (Darwin: Before and After) 裡，作者克拉克 (Robert Clark) 描述達爾文如何因為「縈繞心頭二十載的搖擺不定」而患病，你才能看到現今這個故事的所有要素。

威赫更進一步爭論說，達爾文不斷在寫給朋友、家人與同事的信件裡，闡述他認為物種會產生變化的信念，這一點跟他在當時將其「異端邪說」秘而不宣的形象並不相符。他甚至起碼有兩次自掏腰包，請人印製物種理論的早期草稿。

透過詳盡記錄達爾文在這些「間隙年間」做了些什麼事，威赫斷言說，達爾文不過是把手邊的其他工作完成以後，才開始著手撰寫《物種源始》，這些工作裡包括對藤壺（譯注：一種蔓足亞綱海產甲殼動物）進行長達八年的研究。他決心建立起一大堆佐證資料以支持演化論，並解決掉一些主要的絆腳石，比方說社會性昆蟲非生殖種性體制所造成的那些疑問。

所有這些工作再加上繁忙的私人生活，加上身體欠佳，就盈滿了這些歲月。換言之，達爾文並非延遲發表演化論，他只是沒有在準備就緒之前發表而已。威赫說就他看來，這一勞永逸地為這個問題找到了解答。

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學家布朗妮 (Janet Browne) ，認為威赫的研究成果很有價值。她說這成果也許並不驚天動地，但確實有重要意涵。

不過有幾位研究達爾文的學者並不信服。孔恩等人同意說，文化與社會壓力影響達爾文發表演化論與否的決定，這點可能被過度詮釋，在公共場域裡尤其是如此，比較沒有注意到其中涉及的科學發現過程。不過該研究領域的共識很可能繼續維持不變，認為造成達爾文延遲發表演化論的因素很多。

孔恩指出，搜尋明確指出「延遲」的參考文獻，是處理這個問題過份簡化的做法，其他因素也應該列入考量。舉例來說，達爾文經常在其筆記本裡批評宗教，這顯示他早就察覺到演化論對宗教可能會產生什麼意涵。《心不甘情不願的達爾文先生》 (The Reluctant Mr Darwin) 作者夸曼 (David Quammmen) 同意說，很難看出為什麼沒有文獻特別提到「延遲」，就足以排除掉文化與社會因素，對於達爾文做決定可能造成的任何影響。

孔恩也指出在達爾文後來的著作，將演化論應用於人類身上的《人種起源》 (The Descent of Man) 一書中，達爾文在開頭特別言明說，他延遲發表這本大部頭的著作，直到他認為大環境沒問題了為止。因此看來他很有可能打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的理論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爭議性；也許正因為如此，才在《物種源始》裡避談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