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主義的俄國詮釋

達爾文主義的俄國詮釋
知識通訊評論第86期

達爾文演化思想受到馬爾薩斯論點的影響，不過在俄國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與自然條件中，卻產生與英國大不相同的解讀和反應。

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中，向篤信社會進步的人提出了一項大自然的鐵律，也就是呈代數級數增加的食物供給趕不上幾何級數成長的人口。供需不平衡將無可避免導致人類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悲慘命運。

在達爾文的年代，馬爾薩斯的理論已躋身英國主流思想。一八三八年，二十九歲的達爾文正在思考演化可能的機制。在政治上，達爾文並非馬爾薩斯的追隨者，不過在卻將馬爾薩斯的論點融入他的科學理論之中。達爾文在《物種源始》中解釋道，生之者眾而存之者寡，不論同種或異種，甚至是不同生理之下都面對著生存競爭。這正是馬爾薩斯理論用在生物界的明證。

達爾文意識到，他「廣義生存競爭的隱喻」涵蓋了自然界的各種關係，不全然是以戰爭的形式出現，可以是兩隻狗爭奪食物，也可以是沙漠中的植物尋找水分，或是一方對另一方的依賴。

對達爾文或其他英國先驅演化學者來說，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居住在一個資本和個人主義掛帥的擁擠英倫小島，用生存競爭來描述自然界和社會可說再恰當不過。

然而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俄國人卻不這麼想。經驗和價值觀使他們無法接受達爾文的馬爾薩斯隱喻，進而促成後來的諸多研究。其中包括迴游魚類的互助行為，諾貝爾獎等級的發炎免疫理論，甚至還可能是二十世紀李森科主義（Lysenkoism）崛起的部分原因。俄國人的反應說明了隱喻、經驗和文化傳統，是如何影響著人們的科學思考方向。

俄國傑出自然學家的經驗與達爾文和提出天擇說的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大不相同。他們兩人的經驗得自物種繁盛的熱帶環境，在那裡生存競爭可說希鬆平常。然而俄國的自然學家面對的卻是人煙罕至的廣大平原，與達爾文印象中生命力旺盛的巴西叢林迥異。在人跡罕至的大西伯利亞，物種過量相當罕見，生命要對抗的反倒是嚴苛的環境條件。

文化分歧

俄國的文化與政經結構與英國大相逕庭。資本主義在俄國並不發達，相反的，來自富裕地主和農民這兩個最重要階級的政治支持者，打著共產主義的旗幟，強調團體合作與社會和諧而非個人進取與奮鬥。不論在俄國左、中、右派政治評論中，馬爾薩斯都被視為掠奪資本主義和空洞個人主義的擁護者。

達爾文學說適用於人煙罕至的俄國平原？

兩國的文化鴻溝，在身為生物學家和人口統計學家的旦尼列夫斯基（Nikolai Danilevskii）一八六九年出版的《俄羅斯與歐洲》（Russia and Europe）中明確點出。他說典型的英國人接受所有競爭的後果，並認為那是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另外兩冊有關達爾文主義（一八八五、八九年出版）的書中，他舉例說明英國人是多麼熱衷個人主義式的衝突挑戰，例如一對一拳擊賽、成立辯論社和登山社等。這都缺乏學術上的動機，單純只是為了滿足個人挑戰險阻的欲望，並以之與他人競爭。

少有俄國人像達爾文和華萊士那樣推崇馬爾薩斯，一點不令人意外。甚至有人認為，生存競爭根本是英國個人主義熱愛情在自然科學中的投射。旦尼列夫斯基將達爾文理論視作純然的英式教條。

大部分俄國的自然學家都抱持相同的見解，其中許多人一八五九年之前是演化學家。然而他們還是很尊敬達爾文，而且認為與馬爾薩斯的關聯不足以否定整個學說的價值。這群俄國學者將達爾文的馬爾薩斯隱喻拆成片段，並逐一探討其間的關連和重要性。他們最後總結認為，達爾文過度誇大了其中與馬爾薩斯理論緊密相關的兩部份，也就是「過度繁殖為因」和「同種競爭為果」。

這項共識指明了一個大方向，科學家則各自選擇不同的角度切入。俄國植物學之父貝柯托夫（Andrei Beketov）認為，同種競爭不過是大自然廣義和諧裡的小插曲，演化主要來自環境對生命體的直接影響而非天擇。植物地理學家廓欽斯基（Sergei Korzhinskii）提出的異變突生理論（theory of heterogenesis）指出，新物種可以經由單一突變事件產生。他認為有了這個理論，就可以排除生存競爭在演化過程中的重要性。在他的認知裡，生存競爭不過是替繁盛的自然生態修枝剪葉罷了。動物學家梅契尼可夫（Ilya Mechnikov）著重的是物種間的競爭。該過程在「發炎及免疫的細胞吞噬理論」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他後來因為相關研究榮獲一九○八年的諾貝爾生理及醫學獎。

由於達爾文提出的隱喻飽受批評，俄國許多自然學家轉而研究強調合作的「互助理論」（theory of mutual aid）。達爾文自己也曾意識到這種合作行為，但互助理論探討的層面更為廣泛。它主張生存競爭是指生命體對抗無生命的外在條件。生命體互助合作以渡過天擇，相形之下同種競爭對創造新物種的影響就顯得微不足道。在一八六○到七○年代，互助理論在帶有不同政治色彩的知識份子及科學家間流傳。直到後來聖彼得堡大學的鳥類學家凱斯勒（Karl Kessler）將其系統化。他於一八七九年題為「論互助法則」的演講使該理論成為俄國演化論中重要的觀點之一。

無政府主義的關聯

「無政府主義王子」克魯泡特金

西歐世界很快就把互助理論與崇拜凱斯勒的「無政府主義王子」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聯想在一起。在俄國人回應達爾文理論的馬爾薩斯迷咒觀點之中，西歐人並不看重互助理論，他們將其視為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的簡易表述。

然而克魯泡特金對達爾文的批評始於一八六二到一八六七年，遠在他成為無政府主義者之前。他隨著軍隊和商團遠征西伯利亞，橫跨超過八萬公里。和數十年前前往熱帶地區的達爾文一樣，他以隨行觀察員的身分參與。身為演化學家，克魯泡特金在西伯利亞荒原讀《物種源始》時認為，過度繁殖和同種競爭的概念並不令人信服。

數年後流亡英國的克魯泡特金接觸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驚世之作《人類社會中的生存競爭》（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Human Society，一八八八年出版）。他的回應在《互助，一項演化的事實》(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 ，一九○二年出版)中反映了典型的俄式邏輯，正如同赫胥黎的論文有著英國的影子一樣。

到了一九二○、三○年代，生存競爭依然是俄國演化學者關注的焦點。其中高思（Georgii Gause）提出的「競爭互斥原理」（competitive exclusion principle）認為，穩定環境中兩個物種無法共存於同一個生態空間。他的實驗和數學模型證實了同種競爭的重要性，因而與俄國傳統演化觀點有所牴觸。

一九四八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鼓勵李森科（Trofim Lysenko）在他針對自己「原創」達爾文主義所發表的關鍵演說中，加入大量對達爾文「馬爾薩斯謬誤」的批判。史達林還是年輕的革命份子時，便已讀過達爾文的大作，並為演化理論所吸引。一九四八到六四年間，史達林與其部屬強行將李森科學說植入蘇聯的生物學中。他們認可拉瑪克學派（Lamarckian）的用進廢退理論，否定基因為遺傳物質的想法，同時不承認過度繁殖和同種競爭在演化中扮演的角色。雖然俄國批判達爾文的馬爾薩斯主義並非李森科主義崛起的原因，但卻可能因為影響了史達林進而導致這些不幸。

李森科

達爾文理論即使在家鄉也不免受到批評。華萊士在他一八六八年的文章「達爾文先生的隱喻應為誤解負責」（Mr. Darwin’s Metaphors Liable to Misconception ）中提到，生存競爭和馬爾薩斯式的發展都是不證自明的事實。但由於天擇過程本身被擬人化為一個有知覺想法的決策者（例如上帝），他因此促請達爾文稱它作「適者生存」。

但是達爾文毫不客氣的反擊，他說大家都知道這些隱喻所指為何，為了精簡理論這些隱喻有存在的必要。

針對這點，達爾文毫無疑問的犯了錯誤。隱喻本身固然簡明扼要，但更重要的在於它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一個開放的描述往往需要人們根據自身經驗從中獲取想法。究竟生存有多競爭？可以把動物看成機器？或是將DNA視為生命密碼？科學家賦予這些關聯和意義時，通常會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

研究學者不但將他們的生活經驗與文化背景帶進實驗室，同時當他們在創造、詮釋、開發以及否定隱喻的過程中，也會受到相同的影響。就如同達爾文理論在俄國的遭遇，隱喻的使用和評判都是人與人思想交流的過程，而科學家在其中運用他們的經驗和價值觀來探討無限複雜的大自然。

(本文為二○○九年十一月五日《自然》雜誌專文，作者陶德斯(Daniel Todes)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