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背後的人性 (2)

科學背後的人性 (2)
知識通訊評論第53期

至關緊要的實驗筆記。

養成惡習

為了瞭解這些因素的細微之處，社會學家轉而去研究資料。比方說奧克拉荷馬大學的研究者，就詢問博士生他們對於某些特定的道德難題，像是對於在沒讓當事人知曉的情況下，某人採用了同事的點子，並據以申請補助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在戴維斯的研究裡呈現出來的許多因素再度浮現出來，不過在詢問學生他們過去與現在的經驗之後，奧克拉荷馬大學研究團隊在去年「研究操守處」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坦帕市舉辦的研討會發表其研究成果時，又補充了新的研究細節，他們特別指出像是在研究所的訓練之類的過去經驗，比起現在的工作氣氛更為重要。日常事務固然有其影響，比方說人際衝突就跟不道德的決定有關，但是過去在一個實驗頭頭領導有方的實驗室裡工作過，影響似乎更加重要。

對於支持的需求，其實也超乎研究團體的層次。美國明尼亞波利斯市「健康夥伴研究基金會」的馬丁森 (Brian Martinson) 及其同事，利用組織正義 (organizational justice) 理論來研究行為失當；這套理論是說，員工若認為他們的經理處事不公，就比較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事情。

馬丁森調查的結果確實如此，受訪者倘若覺得補助金審查單位之類的管理體系對待他們很惡劣，就比較會犯下行為失當的事。美國麻州波士頓西蒙斯學院的凱絲史匹潔 (Patricia Keith-Spiegel) 所做的一項尚未發表之角色扮演研究裡，也發現如果審查委員會做出負面決定，卻沒有好好解釋原因，研究者就更容易有不道德的行為。

有了這麼多的研究結果，研究行為失當的專家們就可以此為據，來提出如何控制問題的試驗性辦法。首要之物是建立堅實、正面的導師制度；舉例來說，「研究操守處」處長巴斯卡 (Chris Pascal) 就表示，如果有個實際參與研究的計畫主持人 (PI) ，他經常會與資淺科學家交談，強調妥善進行實驗的必要，而不是匆匆忙忙地弄出研究結果，會使事情大為不同，行為失當的風險也就會大為降低。巴斯卡補充說，研究機構有堅持做好實驗記錄的政策也很要緊。

這兩項建議看似理所當然，但卻都沒應該有的奉行不渝。「研究操守處」二○○三年的調查結論說，每四個實驗室負責人裡，就有一個沒有認真盡到他監督角色的責任。巴斯卡表示，令人憂心的是，許多機構未能加強資料管理的政策；在今年一月發表了一份調查，在研究的五百五十多件行為失當案例裡，幾乎百分之四十的案例，出現了實驗記錄做得很差的情況。

那麼，這些舉措是否已呈現出研究行為失當的所有肇因？在職業生涯的某個時間點，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會感受到壓力，但這些調查顯示，大多數的科學家甚至連一點小奸小惡也不會去犯。替「研究操守處」以及其他組織研究行為失當相關政策的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家史坦尼克(Nicholas Steneck)表示，壓力並不會把每個人都推向犯行的危險邊緣，這因人而異。

研究發展到這裡，就更具爭議性了。奧克拉荷馬大學的研究小組除了環境因素以外，也試著找出個人特質與道德抉擇之間的關連，結果該團隊發現，從所研究的資料管理到實驗操作等四大範圍裡，凡是自戀傾向高的研究對象，得分表現都很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想法，使得研究者容易行為失當；但是輕信他人的態度，同樣會招致行為失當。

這類研究結果或許有助於對行為失當的瞭解，但有些人擔心這些研究結果會遭到濫用。馬丁森說這個情況讓他想起科幻電影《關鍵報告》 (Minority Report) ，光憑一些預兆就可以用來逮捕被認為未來可能犯罪的人；舉例來說，各大學為了減低行為失當的風險，可能會在甄選可能受聘的研究員時，就先過濾掉帶有自戀傾向人格特質的人。馬丁森表示，這個手段可以造成很恐怖的後果，它不但無法造就正面的社會控制，發展到極致還可能形成警察國家。

研究過奧克拉荷馬大學的研究裡面幾個案例的博士生墨菲 (Stephen Murphy) ，卻認為事態並不必然如此；加入人格特質考量並不會排除個人的職涯機會，反而有助於建立研究誠實風氣的目標。比方說每當問到對道德抉擇的看法時，大多數的研究者總是宣稱，他們比同事更有道德感；墨菲表示，為了將事實真相揭露出來，可以向科學家發出問卷，然後將結果拿給某個研究團體的成員看，這就是一種很有力的方式，可以讓研究者知道他們的形象其實沒有他們自覺的那麼好。那些帶有自戀傾向的人不會受到任何不同的對待，但他們也許更可以從這種做法裡受惠。

遊走邊緣

研究機構行事必須公開公正，否則會增加行為失當的動機。

但即便個人與環境因素都已置入研究操守的訓練之中，科學研究如何進行依然是個更大的課題。即使在研究經費相對較為寬裕的現今年代，許多科學家仍在巨大的壓力下工作，而科學職業生涯之路更使得情況惡化。

科學家跟其他職業截然不同，必須經常透過發表論文以證明自身價值；成功與否也不是僅靠幾名同事認定即可，而是要整個研究領域都認同其成就。馬丁森表示，這事關建立職涯聲名，這就是在科學界行走天下的本錢。

肥胖專家波爾曼 (Eric Poehlman) 的案例，足以顯示這些因素會怎麼樣把人推向犯行邊緣。當他去年在法庭上承認在論文裡跟補助金申請案中假造資料，被判一年有期徒刑時，他說整個學術界的結構製造出他理應承受卻無法承受的壓力；倘若他無法做出研究成果，他的工作及實驗室就會被視為沒有用處的多餘之物。

波爾曼以及其他許多造假者的證詞多有類似之處，點出一些研究機構可以設法解決的行為失當因素；問題在於，許多導致行為失當的風險因素，也被視為是促進優良科學研究成果的因素。大部分的人都會同意說，為了妥善分配有過多人申請的研究資金，並促使研究者審慎評估他們的研究想法，適度的競爭有其必要；因此即使給予最好的研究環境及訓練，欺詐行為也不太可能消逝無蹤。馬丁森說這就是競爭黑暗的一面，只要壓力繼續存在，就會有某種程度的行為失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