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決策不可恃(2)

科學決策不可恃(2)
知識通訊評論第100期

變數矩陣

科學家面對無法衡量的變數，委員會常會花費許多時間，在各種相異背景、分析與論點之中，試圖尋求單一解釋。筆者個人參與毒物標準設定的經驗中，選擇 接受各種專家說法，並著重於記錄原因，通常較為正確與有用，筆者認為，如此仍能歸結出具體政策，也可能更有效率；此外，決策與可用科技之間的關係也會更清 楚，相關政治層面也將更坦誠、更具可信度。

當專家對於可能選項、背景、結果、利弊無法達成共識時，可能出現模糊不清的問題，但這項變數無法簡化為風險分析，並無法要求多元與因應的處理，此種 方式能夠突顯出不同法規問題，例如何者最佳、何者最安全、是否安全、是否在可接受範圍、是否比現況更糟等。獲得諾貝爾獎肯定的理性選擇方式指出，情況模糊 不清時，便無法保證科學分析能歸結出獨一無二的政策答案，因此依據科學所獲的確切決定不僅可能誤導，基本上便很矛盾。

若要保持多元，在考量問題、選項及可能答案時，要從多項標準切入。其他包括互動模型及工作坊，或是Q方式及異議方法等參與式與審議程序。多項標準評分運用簡易但嚴謹的評分與加權程序，以衡量分析可能選項的各種方式。

一九九九年時，聯合利華公司贊助筆者及同事使用這種評分模式，研究知名科學顧問對基因改造作物的觀點。這項跨國企業的贊助案，引起英國高階官員的注 意，多位公務員相當篤定地告訴筆者，以多元與附帶條件的方式所得結果對決策「絕對無用」。但後來筆者有機會向相關閣員莫藍（Mo Mowlam）簡報研究成果，反應卻相當正面，她立刻認同說明各種政策選項的價值。故在此一案例中，多元與附帶條件研究方式的阻礙，並非決策者本身偏好， 而是圍繞她身旁的人士。

筆者經驗顯示，若科學僅有單一確切詮釋，最容易受到政治操弄。採用多元與附帶條件的策略並非萬無一失，但能夠讓政治壓力更顯而易見。筆者參與的另一 場基改政策討論過程即為一例，英國於二○○三年進行基改作物科學審查，報告內明確討論變數、知識不足之處、多元觀點，對於基改技術「沒給紅燈，亦未給綠 燈」。

在這種操作模式之下，支持者與批評者在委員會審議時，避免維持「贏者全拿」的高風險情形，讓不同解讀方式能夠並陳，不需影射某一單位有誤，這對於基 改技術等高度政治化的區域影響甚鉅，雙方都有既得利益。但承認未知數的態度尚未普及，就筆者所知，也只有一個英國科學顧問委員會在正式記錄，企圖危害一位 成員的職業生涯（也就是筆者本人），或許是因為政治而非科學的理由，這樣的經驗沒有再次發生。

之所以要採取更多元的態度，是因為基於無知，因為「我們不知自己無知」。在面對透過資金或法規，來選擇支持新興科技的可行途徑時，就會顯得無知。在 有線限且不斷全球化的世界裡，任何目標若要實踐，都必須犧牲其他目標的潛力。縱然在競爭最激烈的消費市場裡，研發也總鎖定某些主流科技，電力、鐵路、輕水 反應爐等基礎建設亦然，都壓制了其他潛在選擇，選擇將某些科學類別列為優先時，亦有同樣現象，科技進步所採取的途徑並非不可避免，進步方向總在有意或無意 之間，受到社會選擇影響。

走向多元與條件式的建議後，就能有助於避免錯誤的單一路徑、競逐未來式的進步視野。此種建議不但改正了質疑特定科技並不等於反科學的謬誤，也抗拒依據所謂「可靠科學」或「支持創新」的論點，就以過度簡化的態度支持某些特定的改變方向。

此外，多元與條件式的建議，能夠在廣泛問題上，促進較成熟與周詳的政策辯論。假若我們事後得知某個方向的建議不夠周全，該如何彌補已造成的影響？若 已在產業及制度上投入資源，之後要怎麼能夠改弦易轍？創新體制因應能力如何？在任何領域中，要如何追求多元策略，才能夠避免無知、避免壓制其他可能性？

專家諮詢程序是種「雙向對話」

此類建議讓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政策建議上更平等，也能有助跨越目前科學政策辯論上的某些斷層，我們應整合量化與質化研究方式、強調「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並在「科學基礎」與「預防評估」之間求取平衡。

採用多元與條件式專家建議並非萬靈丹，變數依然相當棘手，群體壓力依然危險、權力依然具有影響力，但至少能讓這些影響更顯而易見、更具民主可信度。
(本文為英國蘇沙克斯大學科技政策研究主任以及通向永續的社會科技和環境中心共同主任史特林(Andy Stirling)在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然》雜誌的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