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可以轉化為一種科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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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可以轉化為一種科學嗎?
知識通訊評論第70期

美國一位科學家認為,如果我們想學習如何發展一個健全的社會,就必須把歷史轉化成為一種分析性、預報性的科學。他在許多各自迥異的歷史時空背景裡,找出了饒富意涵的歷史模式,並倡議一個全新的「克萊歐力學」的理論歷史社會科學。

涂欽克萊歐力學著作

是什麼造成羅馬帝國的覆亡?提出的解釋有超過兩百種,但是對於哪些解釋似有道理,哪些又該予以駁回,人們並無共識。這種情況就好比在物理學裡,燃素理論跟熱力學平起平坐一樣可笑。

這種狀況阻礙我們進步。我們投注於醫療科學以確保身體健康,關心環境科學以維護生態系統的健康,然而我們對於什麼事物可讓社會健全的瞭解程度,尚沒有進入科學的階段。

關注於過去幾年或幾十年社會發展的社會學研究,是相當重要的。此外我們也需要一種歷史的社會科學,因為作用久遠的歷史過程,可能會影響社會的健全狀態。該是讓歷史成為一種具有分析性,甚至帶有預報性的科學了。

分析派與綜合派

每一種科學學門裡都有一些分析派,重視各種事物之間的相異性;也有一些綜合派,在尋找歸納原理的過程裡強調相似點。綜合派主導了物理學,而在生物學的領域裡,最關心鳴鳥的私密生活,或是某個選定信號分子其錯綜複雜細節的分析派,跟試圖找出基礎法則的綜合派,大約是勢均力敵。像經濟學跟社會學這些社會科學,則有許多綜合派。很遺憾地,很少有人有興趣將分析方法應用於古往今來。歷史學的綜合派比例小得可憐。

與其試著改革歷史學學界,也許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學門:理論歷史社會科學。我們可以稱之為「克萊歐力學」 (cliodynamics) ,命名源自歷史女神克萊歐(Clio),加上研究短暫變異過程,尋找成因機制的的力學。就讓歷史學繼續專注於特定事物吧,同時,克萊歐力學會發展統一理論,並且在歷史學、考古學、以及像是古錢學(研究古代硬幣)這類特殊學門所產生的資料裡,驗證其真實性。

這套建議是否可行呢?以下是反對科學性歷史學的可能性,最強而有力的論調。人類社會極度複雜,由許多不同種類的個體與團體組成,他們彼此間互動的方式也很複雜。人們有自由意志,因此無法預測。此外,社會變動其下的機制,會隨著歷史階段與地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中古世紀的法國很明顯跟羅馬時代的高盧截然不同,這兩者又跟古中國差距甚遠。反對人士認為這一切都亂成一團,根本不可能有統一的理論。

然而假如這樣的論調正確,就不會有實證的規律性了。重要變數之間的任何關係,都要看時間、空間與文化的差別而定。

實證帝國

事實上有些模式是跨越時期跟地區的。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在工業化之前的農業國家裡,觀察到週期性的政治不穩定性;這不是說跨國戰爭,而是在國家內部發生的致命集體暴力行為,從只有幾個人死於非命的小規模都市騷動,到全面爆發的內戰都算。我們就是需要去瞭解這種暴力行為:時至今日,死於恐怖活動、內戰與種族大屠殺的人數,比死於國家之間戰爭的人數更多。

最近的比較研究發現,農業社會每隔兩三個世紀,就會經歷大約一個世紀長的不穩定時期。這些不穩定的時期會在持續的人口成長後面發生。比方說在西歐,十三世紀的快速人口成長後頭,跟隨的是由法國百年戰爭、神聖羅馬帝國胡斯黨戰爭、以及英國薔薇戰爭所構成的「中古晚期危機」。十六世紀的人口成長後頭,跟隨的是由宗教戰爭、法國投石黨之亂、德國三十年戰爭、以及英國內戰與光榮革命所構成的「十七世紀危機」。情況相似地,十八世紀的人口成長後頭,跟隨的是從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一直到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間,泛歐洲革命的「革命年代」。

像這樣在人口成長與社會不穩定之間的動盪情況,被取名為「世俗循環」。由於歷史資料的限制,我們需要適當的粗略研究方法,來決定這個模式在統計上的顯著程度與一般性。基本的想法是要將人口成長與減少的階段區分開來,然後計數在每個階段裡,不穩定性事件的發生次數(像是農民暴動與內戰等)。

迥異如中古世紀法國、羅馬帝國與漢代中國,其社會變動情況卻有共通之處。

我跟同事奈非多夫 (Sergey Nefedov) 與科羅塔耶夫 (Andrey Korotayev) 合作,收集了幾個歷史性社會,其人口、社會與政治變數的量化資料。我們對中古世紀與早期現代的英格蘭與法國、羅馬帝國與俄羅斯的八個世俗循環,應用了上述的研究做法,發現每十年間的不穩定性事件數目,在人口下降的時候總是比人口增加的時候多出好幾倍。

歷史女神克萊歐

這個現象是碰巧發生的機率可以說小得可以。同樣的模式也適用於從西漢到清代,大一統中國的八個朝代,以及從希臘化時期到鄂圖曼時期的的埃及。

潮起潮落

如此強烈的規律性,顯示確實有某些基本的準則存在。人口成長超過了生存手段所能負荷,就會導致消費水準的降低,引起大眾不滿,但這還不足以使得農業社會變得不穩定。當統治菁英團結一致,國家體制強健有力時,農民暴動就沒什麼成功的機會。

人口變動與不穩定性之間的關連是間接的,受到人口成長的長期效應對於社會結構的影響所調節。其中一種效應是想要躋身菁英位階的人數增加,這會導致競爭與派系化;另一種效應是持續性的通貨膨脹,這會造成實質收入減低,以及國家財政危機增加。隨著這些趨勢增強,就會造成國家破產、失去軍事控制、菁英派系鬥爭、以及菁英動員與民眾暴動相結合,造成中央集權瓦解。

這套「人口–結構理論」的解釋尚在發展階段。我們對八個個案的試驗結果支持某些預測,比方說菁英層級的人數生產過剩,都發生在每個個案的危機之前。我們的試驗也確認了這套理論需要修改的部分,也許我們會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論,來解釋觀察到的模式,並且預測新的模式,但這就是科學所為何事。

重點是即使迥異如中古世紀法國、羅馬帝國與漢代中國,以適當的粗略研究方式觀察時,其社會變動情況卻有共通之處。並不是歷史上的每一件事,都要看情況而定,特殊而獨一無二。

即使如此,基於工業時代前的資料發展、驗證的理論,在應用於當代社會變動之前,都必須經過修正。幸好有些徵候顯示,我們的理論不需要全面翻新,快速的人口變遷與菁英人數生產過剩的現象,仍然是造成二十世紀革命的重要因素。

再者,在過去兩百年間,美國政治不穩定性起起伏伏的模式,讓人聯想到工業時代之前的社會。都會暴動、動用私刑、暴力勞工抗爭等等政治暴行,在十九世紀早期幾乎不存在,從一八三○年代開始增加,在一九○○年左右達到顛峰。美國南北戰爭就發生在這段日漸不安的時期。不穩定性接著在一九三○年代緩和下去,其後二十年間格外平靜,最後在一九六○年代,政治紛亂又開始增加。

修改過的人口–結構理論是否能夠解釋這個模式,尚待觀察。重點是研究這類變遷緩慢的歷史過程,需要長期的觀點以及明確的歷史方法。

以史為鏡

任何人聲稱歷史可以成為具有預測性的科學,都會招來懷疑的眼光。然而科學性的預測比起單純預測未來,其觀念更為廣泛,可以用來驗證理論。舉例來說,兩個相對立的理論,可能會對在某些社會條件之下,像是出生率之類某個變數的行為,做出不同的預測。我們接著就會請歷史學家搜尋資料庫,或是麻煩考古學家挖出些資料,然後據此決定哪個理論的預測最符合資料。像這樣的回溯預測,或是簡稱「回測」,就是像天文物理學與演化生物學等等歷史性學門的原動力。

即使克萊歐力學理論通過實證測試,也無法預測未來。由於數學性的混亂、自由意志、以及弄巧成拙的預言,經常不可能達成精確的預測。不過我們應該可以其他也許更有幫助的方式,來利用這些理論:估算我們所做社會選擇的後果,鼓勵社會系統往預期中的方向發展,並且避免不想要碰上的後果。

社會就像其他非線性回饋的系統一樣,經常以令人訝異的方式,對外界干涉產生反應。顯貴議會在一七八七年拒絕核准新的土地稅法時,他們並不是想要啟動讓他們許多人掉腦袋的法國大革命。湯尼布萊爾在擔任英國首相的時候,打算把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他大概也沒有察覺到有過多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正是西歐的革命年代、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今日的伊朗以及蘇俄發生政治危機的先兆。

權力運轉圖

該是我們要留意「不能以史為鑑者恆再犯之」這句古諺的時候了。我們必須收集量化資料,建立起普遍性解釋,然後在所有資料上頭對其進行實證測驗,而不是只精心挑選一些案例,來證明我們偏好的歷史敘事。為了能夠真正從歷史中學習,我們必須將其轉化成一種科學。

(本文原為二○○八年七月三日《自然》雜誌專文,作者涂欽 (Peter Turchin)是美國康乃狄克大學生態學與數學教授,著有《戰爭、和平與戰爭:帝制國家的生命週期》 (War and Peace and War: The Life-Cycles of Imperial Nations) 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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