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下的東歐科學

柏林圍牆下的東歐科學
知識通訊評論第85期

一九八九年東歐變天，之後社會丕變，科學研究亦全然改觀，造就出今日全不相同的東歐科學會社景觀。

荷茲柯威斯（Alicja Józkowicz）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鍾維和（Pavel Jungwirth）覺得燈提早就暗了。當時他才由捷克斯洛伐克查爾斯大學畢業，準備攻讀物理學博士，但徵召令卻打亂了計畫，只能駐紮在市區外的兵營裡。由於晚間十點實施宵禁，鍾維和沒有機會目睹全球矚目的歷史事件，沒見到興奮群眾推倒柏林圍牆的一刻。

那一年蘇聯掌控的中東歐共產政府出現連鎖效應，匈牙利的鐵幕於五月開始瓦解，六月波蘭舉行自由選舉，由船塢工人華勒沙（Lech Wałęsa）領導的團結工聯大勝；不過對許多人而言，象徵共產主義垮台最顯著的事件，莫過於東德領袖面對民眾和平抗爭數星期後，在十一月宣佈投降，開放東柏林人民跨越一九六一年起分隔柏林市的高牆。

荷茲柯威斯（Alicja Józkowicz）透過家中電視見證這一切，這個二十二歲女孩當時在波蘭亞耶隆大學主修動物學，她說，「那是個情緒洶湧的時刻」，她也打算成為科學家，而螢幕上的畫面讓她意識到，「我的科學專職生涯機會將因此改觀」。

但是科學界會有的巨大變化，卻是他們兩人無法預期到的。過往孤絕於國際科學界之外的大學與研究機構，隨著政治局勢扭轉，都將準備加入世界運作，有些研究員認為這是巨大挑戰，從此得開始發表論文和競爭經費；但在鍾維和、荷茲柯威斯及同輩東歐學生眼中，他們在一九八九年正將投入學界，機會恰好迎面而來。這些研究人員很快開始出現在西歐與北美，亦建立不少受到矚目的實驗室。

鍾維和表示，「對於捷克過往二十年的變遷，我覺得是個小奇蹟」，他今日在布拉格主持一間化學實驗室；荷茲柯威斯如今是亞耶隆大學醫學生物科技系研究團隊負責人，她亦提到，「我認為自己已是國際科學界的一員」。

失去傳統

鍾維和

不過社會學家、柏林先進研究所前所長雷潘尼斯（Wolf Lepenies）指出，在邁向國際社會途中，東歐也有所損失，他表示，「東德當時制度殘破、設備匱乏，但知識傳統深厚程度卻是在西德罕見，東德研究者論辯時的真誠和使命感，對我們是很陌生的」。雷潘尼斯提到，西歐與東歐互動時，總懷有一絲「我們來幫助你」的高傲心態，不過他說，「東歐是個打破西歐安逸態度的好地方」，「彼此相互需要」才是一個合宜的準則。

鍾維和的家族期望他投入科學研究，他的父親是個物理學家，常到蘇聯物理學與化學重鎮新西伯利亞，多年後也成為捷克科學院副院長，不過在一九七○年，鍾維和的父親因公開反對一九六八年蘇聯占領，遭共產黨開除。此事也影響到鍾維和的規劃，他原本想要習醫，但根據不成文規定，政治記錄不佳民眾之子女不得選擇某些學科，以免對人民產業不良影響，其中便包括了醫學。

鍾維和因此轉投物理學懷抱，因為這個學科較為中性，故當他得知一九八九年的政治事件，便懷抱著熱切期望，當時政府因害怕異議活動滋生，故嚴格管控影印設備，但在撰述學位論文期間，他有機會使用到很稀有的電腦與印表機，朋友便央求他列印支持劇作家及散文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信件，哈維爾當時是反共運動知名人物，也因此遭到羈押。

鍾維和決定幫忙，但信件卻外流到他人手中，他被叫去見院長，他說，「當時覺得一切都完了」。院長坐在巨大的玫瑰木書桌前，牆上滿是共產主義佩章與捷克共產黨領袖胡薩克（Gustáv Husák）畫像，但結果卻令人意想不到，院長斥責他幾分鐘後，便將信件揉爛丟到牆角，鍾維和當時心想，改革想必已降臨布拉格。

同年十一月，哈維爾領導的「絲絨革命」已累積龐大民氣，學生抗爭演變為全國大罷工，鍾維和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溜出軍營，加入布拉格街頭百萬群眾高喊自由，胡薩克於十二月十日辭職，開啟民主道路，哈維爾亦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總統。

雷潘尼斯（左）

鍾維和在一九九○年開放後立即卸下軍職，並於隔年重新開始研究生涯，他對大氣化學感興趣，也在當地研究單位中，開始拼湊甲烷等疏水性分子的模型，很快也投入期待已久的博士研究。

灰色陰影

一九八○年代在波蘭求學時期，對荷茲柯威斯來說，西方世界與科學似乎無比遙遠，她表示，「我從沒想過能前往西歐，童年與青少年時的記憶，一切都是陰鬱一片，而且情況一年比一年糟，商店貨架總是空盪盪的」。

荷茲柯威斯對自然世界充滿好奇，也記得老師和教科書很優良，她認為，「比我兒子今日的教育情況好多了」，許多東歐國家過往科學教育水準確實很高。

她很早便得知自一九八○年代初發起的團結工聯，後來就成為波蘭政治變革核心，由華勒沙領導的團結工聯是蘇聯陣營首個獨立工會，也迅速演變為反共政治社會運動，獲得無數波蘭民眾支持，團結工聯勝選，由馬佐維基（Tadeusz Mazowiecki）擔任總理，是荷茲柯威斯心中的歷史時刻，她說，「我們真心覺得新時代即將來臨」。

但資本主義來到波蘭等國之後，問題接踵而來。政治與知識的自由，至少在初期令人振奮，但很快使人幻滅，荷茲柯威斯指出，「貨架上商品雖然滿了，但薪水袋空得很快」。

科學家感受的轉變格外強烈，過往政府保障研究經費無虞，但共產主義崩潰後，許多國家幾近破產，科學經費也趨近於零，起初多數科學家若無其他兼職，根本無法維生，許多人也因此放棄。

堅持下去的科學家則首次可自由前往他國，與同儕科學家見面，也逐漸融入國際科學界，不過也面臨國際激烈競爭與新的行事準則。過往中東歐地區鮮少舉辦研討會、同儕評鑑從未出現、多數科學家不會說英語，很多人因此產生自卑感；各國科學院在中歐和東歐建立數百個基礎研究機構，今日眾多研究員都已逼近或屆退休之齡，他們不斷從事研究，在國內擁有影響力，卻幾乎從未涉足國際科學界。

梅克爾（Angela Merkel）

反觀鍾維和及其他年輕科學家則幾乎從零開始，由於薪水少得可憐、實驗室設備簡陋、獎助金極低，讓無數年輕科學家轉往西方發展，鍾維和相當幸運，博士研究指導教授化學家札哈尼克（Rudolf Zahradník）人脈很廣，於一九九二年將鍾維和送往瑞士，他在佛里堡大學與巴利（Thomas Bally）合作一年，月薪三千瑞士法郎讓他覺得自己「超乎想像地富裕」，而在博士研究時期，鍾維和也結識札哈尼克指導的另一位博士生，恰好是德國現任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

後來鍾維和隨指導教授嘉柏（Benny Gerber），先後赴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及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從事博士後研究數月，也對大氣化學的電腦模型產生興趣，鍾維和表示，「無論在瑞士或美國，這些科學家都是因為有實力而爭得工作，不是因為人脈」，他也記得指導教授「以無限創意研發新方法，讓我覺得像站在世界頂端」。

荷茲柯威斯也前往海外學習，一九九一年初次參與在布達佩斯召開的世界免疫學大會國際會議，就讓她十分震驚，不只因為她發覺自己幾乎聽不懂英語對話，也意識到自己的研究團隊極為落後。她最近開始在亞耶隆大學演化免疫學系進行博士研究，比較兩棲動物與哺乳動物的免疫系統，她指出，「我們過往研究完全為非主流，更糟的是研究方式完全過時」，她的實驗室原本沒有流式細胞分選儀，只有最基礎的分子生物學設備及顯微鏡。

荷茲柯威斯知道自己得改變方向，她密集學習英語，也決定只要完成博士學位，就要從動物學轉換跑道至醫學，於是在一九九六年進入亞耶隆大學臨床生物化學系，研究如何運用一氧化氮幫助血管新生，但對於校內研究改進速度仍不滿意。

波蘭和其他諸國的科學獎助金制度當時逐步建立，外國與慈善單位援助也緩解部分困境，例如在一九九二年，生於匈牙利的億萬富豪索羅斯（George Soros）成立國際科學基金會，提供急難獎助金給東歐逾兩萬名研究人員；波蘭則由科學暨高等教育部與波蘭科學基金會提供獎金，但個人獎金仍有限、現代設備仍大多過於昂貴，荷茲柯威斯覺得波蘭科學界普遍缺乏國際認同及才能。

機會後於一九九七年上門，她關於試管基因療法的海報在德國一個會議上公開，糖尿病研究者陳(Lawrence Chan)注意到這件作品，邀請她前往美國休士頓貝勒醫學院加入研究團隊一年；四週後她抵達休士頓，把丈夫與六歲兒子留在波蘭，全心投入工作，她當時「痛苦又寂寞」。

文化震撼

對三十歲的荷茲柯威斯而言，到德州是個令人難忘的經驗，很享受與四十多人的研究團隊共同努力，她回憶道，「每位博士後研究員都有一個基因、一個人、一隻老鼠或猴子要研究，我抵達後一個星期，每個人都忙著進行實驗與記錄結果」，她分配到老鼠，希望找到基因療法能終身避免動脈硬化，她指出，「那一年讓我明白真正團隊合作的成效，也是我很重要的一步」，她後來前往維也納醫學大學，進行為期三年的博士後研究。

荷茲柯威斯正要離開波蘭之際，鍾維和剛要回到捷克，他和許多有機會離開東歐的年輕科學家一樣，都決定要回到故鄉。一九九五年，鍾維和成為捷克科學院有機化學與生物化學研究院團隊領導人。

由於德國福斯基金會贊助十四萬三千美元，讓他能夠迅速建立具競爭力的研究團隊，其他獎助單位包括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科學計畫，鍾維和說，「雖然仍不可能購置特別的設備，但學生很傑出，電腦也還堪用」，因為進行理論研究，故設備需求以電腦為主，鍾維和也用分子模型，逐漸在學界打開名號。

鍾維和也覺得情況開始逐漸好轉，捷克政府的科學經費相對豐厚，捷克科學院改革誠意也高於他國對等機構，讓鍾維和能擴大研究興趣範圍，至一九九○年代末期，他已進入大氣化學領域，模擬氯化物等離子在水面上的情況，以分析這些物質如何與臭氧及其他污染源反應；他也跨足生物學，研究鹽離子如何影響蛋白質屬性，他說自己非常幸運，時機恰好正確，許多研究員比他年長五至十歲，如今情況很糟。

二○○三年，荷茲柯威斯也返回波蘭，兒子剛滿十二歲，她持續與亞耶隆大學合作，也很渴望將海外習得的新方法及研究風格傳授給同胞。

雖然世界不斷變遷，波蘭學術圈卻墨守成規，荷茲柯威斯申請獨立基金十八個月都無下文，學界仍充滿階級，晉升與否皆徇私而來，而非依據實力，更換實驗室在某些人眼中仍是背叛行為，她覺得自己赴海外多年，已完全打不進國內的獎助體系。

直到二○○四年她才有所突破，獲得英國Wellcome信託的中歐資深研究員獎金，這個獎項專為愛沙尼亞、波蘭、捷克與匈牙利研究人員設置，獎金高達五十七萬美元，讓她能繼續研究腫瘤與心血管疾病中的血管。

永久家鄉

有了這個獎項，荷茲柯威斯就更加容易說服國內獎助單位，自二○○七年以來，她已陸續獲得共四十八點八萬美元的獎助，她的團隊如今可使用現代螢光顯微鏡等設備，也成為亞維隆大學自二○○五年成立醫學生物科技系的核心成員，荷茲柯威斯也希望在此獲得終身職，她說，「我希望能善用這些基金，在知名期刊上發表論文，並與家人在波蘭度過餘生」。

二○○四年五月，波蘭、捷克等十國加入了歐盟，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則於二○○七年跟進，讓中東歐科學研究再獲幫助，荷茲柯威斯所屬系所今年獲得六百萬歐元的歐盟結構基金，這筆經費旨在建立歐盟均等的生活環境，也可用來資助研究基礎設備及建設。亞耶隆大學另獲得一千六百萬美元，建立新的亞耶隆實驗療法中心，預計於今年底前啟用；歐洲研究委員會亦計畫提供豐厚獎金給歐洲青年研究員。

鍾維和與荷茲柯威斯都相信，隨著舊文化習慣衰微、科學隔閡消除，東西歐之間的差距將逐漸縮小，荷茲柯威斯表示，「過去實驗室裡空無一物，如今已擁有年輕又具活力的科學環境，還有渴望投入的傑出學生，我相信在未來，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的實驗室會吸引外籍科學家前來工作」。

今日鍾維和與某些科學家見面，已察覺到態度開始轉變，他指出，「在西元二○○○年之前，我還能聲稱自己來自貧國，人們很想見我們與幫助我們，過往環境艱困時，比較容易感受到他人熱忱歡迎我們」，但如今歷史已慢慢在記憶中淡忘，現在的新博士生根本沒經歷柏林圍牆時期。荷茲柯威斯表示，「對於論文品質或研究成果，我們已不能再用『無法控制的外在因素』做為掩飾，小時候我常聽別人說：『那在西方會輕而易舉，但在波蘭都不可能實現』，這種差異已經消失」。

去年在布拉格舉辦的一場派對，再度證明東歐已今非昔比，那天是鍾維和的指導教授札哈尼克八十大壽，札哈尼克在一九九三年至二○○一年擔任捷克科學院院長。

當晚門口出現掛著德國車牌的黑色禮車，德國總理梅克爾專程由柏林前來祝壽，她不受拘束地以流利俄語和昔日同僚聊天數小時，當晚大家都很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