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動中國科技潛規則 (II)

撬動中國科技潛規則 (II)
知識通訊評論第97期

龐大的科研經費被有心人分贓

官學“合作”：劣幣驅逐良幣

學術水準優劣本來是能否獲得國家項目和經費的關鍵因素，但是，對來自政府各部門的從幾千萬元到上億元的巨型項目來說，水準優劣的相關性就小多了。

施一公和饒毅認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這些專案的申請指南，表面上是勾畫“國家重大需求”，實際上這些“需求”並非國家真正所需，經費預定給誰基本一目了然。因為，政府官員任命的專家委員會負責編寫年度申請指南，專家委員會的主席們常聽從官員們的意見，並與他們合作。所謂“專家意見”只不過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員及其賞識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理解。

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網站公開資料顯示，二〇〇九年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專案共資助一萬零六十一項，資助經費約三十三億元，平均到每個項目的經費只有三十二點八五萬元，平均資助率為百分之十七點四九。青年科學基金專案六千零七十九項，資助經費十二億餘元，資助率百分之二十一點三一，平均每項資助額度近二十萬元。

相比國家大型專案而言，自然基金經費少得可憐。就拿國家“九七三”（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畫）計畫來比，專案資助分為三類，A類為三千萬元以上，B類為一千五百萬到三千萬元，C類為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元。

就單個專案橫向對比，經費差距一目了然。也許這正是所謂的“大牌科學家”和“專家”只拿國家大專案，而不屑於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緣故。

更有甚者，現在盛行的一種稱為“學術包工頭”的現象，上海大學教授戴世強將其稱為“科研掮客”：自己不讀書、不治學，專事承接科研專案，拿來分包給別人；不擇手段地張羅、攫取研究專案；自己不親歷親為搞學問，卻處處署名，事事搶功；經常目無法紀，隨意踐踏科研道德規範，為了虛報戰績，一稿多投，剽竊抄襲，偽造資料，無所不為等等，“儘管此類人為數不多，也不一定‘五毒俱全’，卻為害甚烈，敗壞學術道德風氣，破壞已有的優良學術傳統，影響科學事業發展，長此以往，如何得了！”

朱猛進認為，當今中國最大的學術腐敗不是利用抄襲、剽竊和造假等謀取不正當利益，而是科研經費分配體制這類制度性腐敗。“包括‘科研掮客’在內的學術包工頭們獨攬經費分配大權，根據私人關係坐地分贓，常常將那些頗具實力但無私交的青年才俊排斥在資助對象之外。”

“查查國家‘九七三’就可以發現，許多評審專家本身就是專案的參與人員，教練和隊員的活兒都幹了。”北京工業大學的張姓教授告訴《科學新聞》。“而像我這樣的普通科研工作者，很難融入到他們的利益共同體中，所以想申請到專案比登天還難，只能申請點兒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勉強度日。”這更加驗證了朱猛進的觀點。

眾多事實面前，讓回國沒幾年的兩位“海歸”院長發出感歎，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僅壓抑了創新，也讓每個人都很清楚：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係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定的全過程。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專案，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係重要。

對此，李國傑也表示，“一般而言，越大的專案越有人拉關係。”

相對而言，“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經費分配和課題評審還算比較公正的，特別是面上專案，評委特別多，拉關係的問題不算很嚴重。”李國傑認為。“（我所在的）計算所今年評上四十多個面上基金項目，大部分是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人，他們基本上都沒有拉關係。”

如何解決大專案的公正評審，如何選擇最有實力的單位和學者承擔專案，確實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程式公正、公開、透明也許是個辦法，但是“不要以為關鍵環節全部公開，就一定找對了人。千里馬常有，伯樂難尋。如何發現能看準人的伯樂可能比做到公開評審還難”。李國傑認為，“為了減少大課題評審中的腐敗，一種國際上通用的辦法可考慮在國內實行，即從真正內行中挑選公正的專家在一兩年內脫產主持專案評選（不是由行政官員主持）。美國NSF（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各領域的主任一般不超過兩年，在任期間有嚴格的迴避制度。國內的專家組任期太長，碰上不太公正的專家（哪怕是院士）把持一個領域太長時間（國內一個專家控制五到十年很常見），這個領域就倒楣了。”

“科技圈就是個關係網”

申請案的通過與否，操縱在少數官員手裡

除了科研基金分配不均，還有一個事實無法否認，那就是很多科研工作者都是在“跑部錢進”。

事實上，“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為了養活自己的課題組和研究生，多數科學家就不得不跟著專案跑，專案在哪兒，申請書就遞到哪兒。所以他們往往很難沿著自己的科研興趣一直做下去。而在中國，你想做什麼研究不是你說了算，而是國家大的科技指揮棒說了算。”中科院某研究所一位研究員向記者道出多年的苦悶。

中國科學院院士郭雷總結說，在資源配置方面，目前仍然存在條塊分割、多頭管理、效率低下和重複浪費等現象，一些科研骨幹為了得到更多經費而花大量精力四處申請專案，無法真正安心科研工作。

有錢的更加有錢，沒錢的則很難堅持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久而久之，就被遠遠地拋在了科技圈的後頭。“整個科技圈就是個關係網，上九流人的人拿國家縱向課題，像‘九七三”“八六三”項目等，而下九流的人沒有辦法，只能去申請點自然科學基金或橫向課題。”這是一位教授的肺腑之言。

反觀日本，“教授非常少，但是創新卻很多。不僅如此，日本隨時可以拿諾貝爾獎的至少有三十個人，什麼時候拿都不奇怪。SCI文章的影響因數實際上沒有太大的意義，關鍵你那篇論文發出去以後有多少人引用。”在日本從事科研工作八年、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研究員陳傑在九月三日舉行的國家高端人才引進研討會上說。

中日之間的極大反差，更加折射出中國科技界問題多多。自上而下的資助方式，導致了中國的大部分科研工作者都無法按照自己的科研興趣去努力鑽研，而是苦於 “跑錢奔命”的現狀。由於研究方向很難一直持續下去，科研的“零散”分佈格局，往往導致很難在某一學科出現重大的研究成果。

如何革除潛規則

然而，國家重視歸重視，但解決問題並非易事。

“國家高層決策者應該是瞭解這些問題的，但是，他們是否有決心解決這些問題就不好說了。但是，科技體制、機制的改革，應該說還是相對比較容易的、風險相對較小的改革切入點。國家如果真想進一步改革開放，這是一個好的抓手。”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向《科學新聞》坦言。

推進中國的科技事業發展，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業，這是一個前仆後繼代代相傳的事情。“我現在只能多多地教育我的學生，同時影響我的同事。對於領導和大牌科學家，我能說上話，就說一些，能寫一些東西就寫一些；如果有誰能聽，我也願意說，說了不願聽，我也怨天尤人。”前述匿名院士說。

他認為，目前有四個深層次的問題亟需解決：一、國家重點要支持的到底是什麼科研？應該通過幾種途徑支持？二、國家對科研的支持到底用多少一次分配的方式，多少二次分配的方式？三、二次分配的方式，是否都一定要走專案的方式？四、即使要走專案的方式，什麼是更有效的專案方式？

科研經費只落入有關係的人手裡

“人人喊科研環境不好，但環境是由一個一個科研人員組成的，講別人跑關係的人未必自己不跑關係。因此最重要的是強調人人從自己做起，強調‘慎獨’。還要強調有自知之明，做自己有本事做的事，不要什麼項目都敢接。”李國傑強調。“中國學術界的一種不良風氣是把同行看成對手而不是合作夥伴，常常看不起同行，不認真向同行學習。因此常出現‘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跑關係最多的人往往是二三流的科技人員，起到干擾課題評審的作用。”

“建議首先在國家層面建立有效的科研管理與統籌協調機制，優化科技資源的配置和合理利用，加快政府相關部門職能轉變。”郭雷告訴《科學新聞》，“希望國家像重視海外人才引進一樣，下大力氣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速科研環境改善，這一點更具有根本性、緊迫性和長遠意義。”

而李國傑則認為，“君不見五四運動中大張旗鼓宣傳的‘賽先生’和‘德先生’快一百年了還沒有深入人心。可見涉及中國人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事情，對其變革的難度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對於未來的發展，在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看來：“合理和公平的科技管理和資金分配需要不斷地討論和爭辯。（每個人的）地位不同，看問題的角度就不同，通過討論才會更加中肯、更加全面。”

(本文原刊《科學新聞》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