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達爾文式引借

拉丁美洲的達爾文式引借
知識通訊評論第86期

孟德爾：硬遺傳理論

拉丁美洲人先將演化論視為社會「白種化」的理由，歐洲文化發展的困境造成情況的改變，之後則借演化論之便，而自豪於其混血血統。

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小獵犬號抵達巴西的巴西亞港，這是她探索全球五年航行的第二站。美洲大陸獨特的動植物生態，給時年二十二歲的達爾文留下的深刻印象，他的記錄相當詳實。然而達爾文對拉丁美洲人民的影響，則比較不為人所知。

在十九世紀晚期，拉丁美洲許多知識份子是政治人物，他們利用達爾文的觀點，從歐洲引進大量移民，以使人民「白種化」進而得以「進化」。大約五十多年後，拉丁美洲的思想家放棄這種歐洲人種優越論，反而支持種族融合、教育、並使該地區既有人口單一化。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演化論的社會意涵得到差異如此顯著的解讀，恰足以證明人們有多麼擅長曲解達爾文的想法，使其符合更迭不息的知識與政治情況。

達爾文的生涯與事業，正好發生在拉丁美洲各大國在長時間的混亂之後，開始現代化的當口。《物種源始》在一八五九年出版時，一八二○年代從歐洲母國獲得獨立的阿根廷、巴西跟墨西哥等國家，已經歷了數十年的經濟停滯與政治動盪。這些大多信天主教國家的社會，主要是非裔美洲人與美洲印地安人，受到一小群白人菁英主宰。

美洲大陸上的白人菁英，當時分成自由與保守兩派，對於如何改良社會各有看法。對美國這類新教國家戒慎恐懼的保守派，想要發展國內經濟市場，而多數曾留學海外的自由派，則認為外國投資是建造本國基礎建設的關鍵。十九世紀後半西歐與北美的工業生產一飛沖天，自由派於拉丁美洲各地掌權，一直到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前，他們主導著大多數國家的命運。

隨著因應西方世界對原物料需求的出口經濟發展，自由派政治人物根據他們自己版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來尋求其社會的演進之道。他們吸收來自歐洲的最新觀念，閱讀像英國哲學家史賓塞(Herbert Spencer)，以及達爾文的表親，優生學始祖高爾頓(Francis Galton)的著作。大多數的拉丁美洲人認為，社會就像大自然一樣，是從原始狀態演化成複雜結構，並且認為西歐的工業社會在文化上，比他們自己的社會更為精緻。他們認為拉丁美洲的社會，可以演化成為應該比較優越的歐美模式。

「大多數的拉丁美洲人認為，社會就像大自然一樣，是從原始狀態演化成複雜結構。」

對於什麼才是達成這種進化變革的最佳方式，主張現代化的這群人各有見解。有些人信奉德國教士兼生物學家孟德爾(Gregor Mendel)的「硬遺傳」理論，主張透過人種雜交的方式，使國家人口血統「白種化」，是改良社會的唯一途徑。其他人則尊崇法國博物學家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軟遺傳」概念，反駁說只要改變人們的生活環境，包括教育、飲食與生活條件等等，其遺傳特質便可改變。

起初孟德爾一派獲勝，拉丁美洲政府嘗試招來可能的歐洲移民。進入美國的歐洲移民人潮，顯示出能夠得到農地對於吸引外國移民帶來的魅力。拉丁美洲政府以有限的資金，贊助移民公司派遣專員前往歐洲，吸引農夫前往拉丁美洲人口不足的鄉間地區。

擁有廣大農地，氣候與西歐相似的那些國家，成功地吸引到人們渡海而來。在一八七○年到一九三○年間，有超過一千一百萬的英國人、德國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在阿根廷、巴西南部、智利與烏拉圭定居。到了一九○○年，源自歐洲的移民主宰了阿根廷與烏拉圭的社會。其他像是墨西哥與秘魯之類，擁有大量原住民人口，可給人的農地卻不多的國家，來自歐洲的移民就少得多了。

隨著歐風城市與制度建立起來，歐洲觀念與價值觀在拉丁美洲散佈開來，代價是美洲印地安人與非裔美洲人觀念與價值的抹殺。比方說獨裁者迪亞茲(Porfirio Diaz)的政府改造墨西哥城部分區域時，就引進了義大利大理石取代當地建材，並遵循歐洲的建築與街道設計潮流。外國投資者前來參觀首都時，貧苦大眾就被趕出視線之外。

歐風退潮

把拉丁美洲人西化的嘗試曇花一現。喧騰不安的二十世紀前半，摧毀了自由派現代化主義者認為歐洲優越的信念，透過白種移民進行歷史進化的想法也隨之破滅。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喪鐘，顯示歐洲人並未進化為優質人類。十年後，經濟大蕭條捲走了阿根廷賴以現代化的出口經濟，在墨西哥與秘魯也是如此，揭露了人口白種化就會導向永久性社會進步的假象。在全球經濟危機之中，德國與蘇聯的極權主義體系興起，將拉丁美洲知識份子對歐洲模式僅存的崇敬之意剝削殆盡。

歐化風格的拉丁城市

達爾文的觀念並未遭到全然拒斥，相反地有一群叫做「文化國家主義者」的新知識份子，想出一套社會應該如何進化的改良公式。雖然達爾文沒有在這種理論裡被明確引述，不過他的思想大要依然影響深遠，以致於文化國家主義者時至今日，可以說他們採用了自己一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尤其是墨西哥與巴西的思想家，他們開始認為只要那些非洲、歐洲與美洲印地安人的後代，能夠融合成為單一文化的話，形成他們國家的獨特混成種族，就是一項資產而非累贅。他們開始逐漸極力鼓吹種族融合，以此做為鎔鑄新改良的社會體系，並免於蒙受許多歐洲的弊病。不過不是大家都這麼覺得，在二十世紀大部分的時候，阿根廷人依然希望他們主要住著歐洲人口的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有朝一日會成為新世界的巴黎。

拉丁美洲文化國家主義者並不鼓勵移民，以及伴之而來的科技與社會複雜化，而是想要透過公眾教育，使其社會統一化。在大多數國家，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可以受教育，而文化國家主義者知道，提升窮苦非歐多數人口的識字率，對於灌注國家驕傲與公民意識至關緊要。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識字運動能夠給他們一個推廣官方歷史版本的機會，而這段歷史強調種族與民族融合，乃是國家驕傲的源頭。

四海一家

墨西哥首位歐洲後裔，受過大學教育的閣員級教育部長瓦斯康塞羅斯 (José Vasconcelos) ，就採納了這樣的觀點。他主張人們應該以過去的傳統為榮，但是現在的進步必須要透過大眾教育的手段，將文化差異消蝕於無形。他在一九二五年發表的文章《宇宙種族》 (La Raza Cósmica)，以演化過程呈現墨西哥歷史，從阿茲提克文化與歐洲人殖民的起源，講到歐洲人與美洲印地安人的混血兒。瓦斯康塞羅斯認為歐印混血是一種比其原來種族更加優越的「宇宙種族」。他點出在哥倫布之前當地文明的文化成就，但主張他們的後代要同化成混血身份，社會進步才會隨之而來。瓦斯康塞羅斯設計了一套鄉間教育計畫，要讓那些無法閱讀的民眾識字，並讓說六十多種不同語言與方言的美洲印地安人少數民族，會說西班牙語。這個計畫花了數十年的時間才成功。

弗瑞勒

一九三○年代，巴西社會學家弗瑞勒 (Gilberto Freyre)也曾提出類似的主張，認為巴西人覺得種族混血是優點而非缺點，因此有「種族民主」。弗瑞勒在所謂的「葡萄牙熱帶主義」 (Lusotropicalism) 中，認為把非洲奴隸帶到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獨一無二地適合在熱帶地區生存，因此後續的混血創造出一個和諧的社會，與美國一直存在的種族主義形成強烈對比。

弗瑞勒的觀點在他一九三三年的著作《主人與奴隸》 (Casa-Grande e Senzala) 裡最為著名，然而這卻有悖於巴西當地的真實情況；社會地位主要根據非洲血統的程度而定，歐洲後代的巴西人實際上佔據所有重要的政經大位。弗瑞勒就像瓦斯康塞羅斯一樣，可以解讀為借用達爾文的論點，主張種族融合有助於演化。弗瑞勒對於社會問題，多少也有點輕描淡寫。

在瓦斯康塞羅斯與弗瑞勒之後，受到達爾文啟發的思想，在拉丁美洲變得退流行，很大一部份是因為經濟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緣故。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消蝕了歐洲優越論的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對人類歷史不斷進步的概念，造成嚴重的打擊。拉丁美洲人在戰後發現，他們在經濟發展上依然落後於工業化世界。

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許多拉丁美洲的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揚棄了演化論與漸進的觀念，轉而擁抱社會革命，做為該地區各種問題的解決之道。社會主義者並不模仿歐洲與美國，反將工業化的北大西洋各國社會，視為問題的一部份。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建立起拉丁美洲第一個共產政府；到了一九七○年代，智利與尼加拉瓜也建立起社會主義政府。

大約從一八七○年到一九三○年間，達爾文的觀念迴盪在拉丁美洲政治思維之中。在這段相對來講很短暫的時期，拉丁美洲的知識份子先是認為天擇演化論可解釋歐洲的地緣政治優勢，繼而利用演化模型推廣文化國家主義，以及促進他們所處多種族社會的統一融合。在這兩種情況中，他們都發現達爾文的演化概念，對於發展其觀點很有幫助。

這些國家努力融合其原住民、歐洲裔與非洲裔的人口時，他們視自己為從無到有，白手起家的社會，就如同他們在美國、加拿大與澳洲的對照組一樣。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想家都有一份共通的樂觀信念，那就是這些社會都能、也都會朝向正面的方向「演化」，無論這個方向是朝向何處。

(本文是十一月十九日《自然》雜誌專文，作者布薛諾 (Jürgen Buchenau) 是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歷史系系主任，著有《墨西哥式馬賽克：墨西哥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