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塑造了近代人類?

戰爭塑造了近代人類?
知識通訊評論第82期

人類如何脫出動物的競爭求存，發展出利他行為以及後來的文化思維表象，最近有研究者提出係拜戰爭之賜。

是戰爭使人類變成現在這樣的嗎？《維基同享》（Wikimedia Commons）指出，人類行為的演化，往往引發重大的生理改變及文化革新。日前《科學》雜誌兩篇研究卻認為，人口大小、密度及分布等結構上的改變，才是關鍵。

美國新墨西哥州聖塔菲研究院行為學家鮑爾斯（Samuel Bowles）針對人類獨有的利他行為進行研究，發現這種促使人類團結合作並主宰地球的利他傾向，竟然源自於戰爭。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鮑威爾（Adam Powell）的研究團隊則指出，現代人類的行為，如使用精進的工具、藝術、身體紋飾以及其他象徵思維的文化表現，都與人口的結構息息相關。

戰爭的價值

鮑爾斯指出，當一個團體中的每個人都抱持利他主義，團體表現也因之提升。然而，團體很易因出現自私者受害，這些自私者只佔便宜不願回報，最終團體原有的利他主義就會被利己主義取代。

不過，這樣的情況也有可能改變。過去的理論研究指出，團體內的利己主義，會與團體間的衝突（或戰爭）相輔相成。如果一個團體面臨被他團體消滅的危機，個人在團體內進行利他行為付出的代價，會因為能提高團體和其中成員存活可能性而得到彌補。

團體合作是人類主宰地球的關鍵。
–《維基同享》

根據鮑爾斯由考古資料和民族誌來得到人口結構分析資料，他認為以狩獵維生的人類先祖，團體間的衝突、戰爭頻仍，這種衝突造成的死亡佔死亡總數百分之十四，比近代戰爭中的死亡率還高出許多。

在這樣情況之下，就算以團體利益為重的成本較高，選擇利他主義仍然比較有利。因此鮑爾斯認為，人類演化出具有利他的特質，可能部份是為了要進行團體之間的衝突所需。

鮑爾斯的理論架構，主要是以遺傳性的利他主義為主軸，他特別大膽強調了基因的群體選擇，對群體有利的遺傳特徵，即使對個體不利，在演化過程中仍會被保留。不過許多生物學家認為，由於人類在此遺傳特質上，群體間沒有顯著差異，因此鮑爾斯的理論很難證實。

我不認為這就是全貌，不過這是一個值得列入考慮的原因之一。
——鮑爾斯

然而，鮑爾斯認為狩獵時期的基因資料足以佐證這種群體選擇。他指出，儘管這可能不是全貌，不過的確是個可以列入考慮的原因之一。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學者理查森（Peter Richerson）肯定鮑爾斯理論的價值，不過他認為鮑爾斯不應過度強調遺傳上的基因分化。理查森指出，由於群體間的文化差異，往往遠大於遺傳差異，因此鮑爾斯的理論用在他所強調的文化群體選擇上，會更強而有力。

人口與文明

鮑威爾的研究，則以人口結構對現代人類行為的影響為主題。研究團隊成員的夏農（Stephen Shennan）表示，一直以來，對於人類現代文明起源的探索，往往著眼於遺傳基因的突變。然而，鮑威爾團隊研究挑戰了此一推論，他們認為人口結構，尤其是人口密度及遷移，對於現代人類行為源起於何時何地，有決定性的影響。

考古證據顯示，表象藝術及紋飾，最早見於七萬至九萬年前的非洲，但後來卻消失了，直到距今約四萬至五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才再度出現。

顯然認知能力的獲得和喪失，無法為上述現代性的突現做出解釋。那麼人口學可以嗎？人口數少，文化知識和技能也容易失去，澳洲西南的塔斯梅尼亞島過去這八千年的歷史就是一個例子。

要讓現代文明出現並得以存續，人口必須到達並維持在一定的密度，因此鮑威爾的團隊也就從人口密度和遷移的歷史著手研究。

他們以遺傳分析的技巧，由線粒體DNA去推斷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人口，像是十萬年前的非洲，和四萬五千年的歐洲，大約就是現代文明出現的時期。

以粗略遺傳研究估算，在這些地區有差不多相當人口密度之時期，的確就足夠支持現代文明的產生。

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古生物學家史丁格（Chris Stringer）十分肯定鮑威爾的研究，雖然史丁格認為還有未盡之處，但是鮑威爾的解釋，比起基因改變產生現代文明的說法，要可信得多。

加州史丹福大學考古學家克萊（Richard Klein）卻認為，鮑威爾的研究過於依賴模型推斷，忽略了其他相關的考古學證據，例如可以藉由貝類和龜類的遺跡，追溯當時的人口分布。

人類偏好以貝類、龜類等大型動物為主食，人口密度越高，對食物的需求越大，連較小的動物也都獵食，遺跡中貝類和龜類的平均尺寸也就變小。克萊表示，針對貝類、龜類遺跡所做的研究均指出，鮑威爾認定的現代文明起源之處，與他處的人口規模，並沒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