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帶來偏見嗎?

性別帶來偏見嗎?
知識通訊評論第41期

在美國，性別在科學中一直是一個引起辯論的熱門議題。去年哈佛大學校長桑默思談話中觸及此一問題，立時引致批評，後來也導致去職。

拜瑞斯(Ben A. Barres)現為美國史丹佛大學醫學院的神經生物學、發展生物學、神經學與神經科學教授。拜瑞斯本為女性(名芭芭拉)，四十二歲時接受男性荷爾蒙治療，轉變為男性。他認為變性人的經歷，是一個人所能做到最困難的事，這個經歷對他有解放的效用，使他對很多事不再畏縮。這是最近他在《自然》雜誌發表的專文，對哈佛前校長桑默思及其他人有關女性天生科學能力較低的主張，提出反駁。

我十四歲時有一位很棒的數學老師。某天放學後我很興奮地將他指給我母親看，令我詫異的是，我母親驚嚇地看著他並以鄙夷的口吻說：你沒提過他是黑人。我朝老師望過去，才第一次察覺他是位非洲裔美人，而在這之前我從未留意過他的膚色，僅是注意到他驚人的教學能力。我認為我父母認真教導我歧視的努力算是不成功的，但不曉得這種教導為什麼對有些人生效，對另一些人則否。我現在五十一歲了，身為一個女性轉為男性的變性人，我對這問題還是有疑惑，尤其是聽到男體育老師以同樣的輕蔑語調告誡年輕男孩「不要像女孩一樣」。

假說的檢定

哈佛大學校長桑默思(L. Summers) 在去年的一場演講提出，女性在科學生涯上不能有所進展，多應歸咎於與生俱來的性向能力的差異，而非歧視；哈佛教授平克(S. Pinker)接著在一場線上辯論中，提出一個類似的論點；另一幾乎完全相同的觀點，也在二○○六年的一篇名為「科學裡的男人，女人與鬼」的文章中，由作者勞倫斯(P. Lawrence)加以闡述。桑默思在提出此說法前曾聲明他的目的就是要引起辯論，而勞倫斯則否；桑默思談的是「在頂端工作中顯現的不同程度的性向能力」，而勞倫斯談的則是平均性向能力的差別。勞倫斯辯稱，即使在一個沒有偏見的烏脫邦世界中，女性在科學界仍將有代表性不足的現象，因為她們天生與男性不同。勞倫斯採用拜倫科含 (S. Baron-Cohen)的研究來證明「平均而言」，男性的生理天生傾向於組織分類、從事分析、忽略他人；而「平均而言」，女性與生俱來就會運用同理心，從事溝通，照顧他人。他進一步證明男性內在本具較好的能力配備，適合在科學界「劇烈的生存競爭」中，進行侵略性的比鬥。哈佛大學教授曼斯非德(Harvey Mansfield)在他的新書《男子氣慨》中，也同樣指出：女性不喜競爭、反對冒險、較不具抽象性、且過度情緒化。

我將把上述的觀點，即：女性在科學生涯上不進展是因天生的能力不足而非偏見等因素，名為「桑默思假設」。此一觀點似乎得到男性，而非女性科學家普遍迴響。我將辯駁說明現有的科學資料，並沒有為此假設提供可信的證據；反之，現有資料支持的是與之對立的假設，即：女性不能進展是因歧視。此一對立的假設可以稱為古德假設(Stephen Jay Gould Hypothesis，詳見下方引文)。我無意將所有的男人視為罪魁禍首(正如季辛吉所言，「性別的戰場上沒有贏家，因敵人間有著過多親密的來往」)，若問有偏見的到底是哪些人，答案是男人女人都有份。我很確定所有「桑默思假設」的提議者都是立意良好的公正人士，他們也都同意對待每一個人，是應依據個人的功過價值，而不是種族、性別或宗教刻板的印象。

「很少有悲劇，大過阻礙生命的發展；很少有冤屈，深過抹煞奮鬥與期望的機會；這些從外部強行加制的阻礙和否定，卻被顛倒地認定是內在所具有。 ── 史蒂芬‧傑‧古德」

總數對不上

我和許多婦女及少數民族人士一樣，對佔優勢的人揭櫫處劣勢者天生能力不足之說，感到懷疑。從歷史上看，宣稱劣勢團體天生能力低劣的說法，向來都是源於垃圾科學及不容異說。雖然女性從很小的時候就有強有力的社會因素阻攔他們學習數學及科學，但仍然沒有證據支持在數學能力上的性別差異確實存在、是天生的、甚或與女性在科學界缺乏進展相關。舉例來說，一項對兩萬名四到十八歲學童的研究顯示，數學成績沒有性別的差異〈見圖一〉；縱然女性自年幼時就受到社會阻力，但在去年的普特南大學生數學競賽中，有三分之一的獎牌得主是女性；再者，就選擇脫離科學領域的人來看，數學測試結果的差異與性別比例也沒有相關性。我將說明為何桑默思假設其實是一個歸咎受害人的假說，為何它對女性有很大的傷害性，以及該如何做才有助於女性在科學界的進展。

圖一:四到十八歲美國學童數學測試分數，可看出男女學生的數學成績沒有分別。

如果不能將女性在科學生涯進展緩慢之責歸於與生俱來的智力，那麼應歸咎於什麼？我認為首要的因素，是社會固有的假定，認為女人天生不如男人。華蓮 (V. Valian) 在她的書《為何如此慢》中，摘述了許多內容顯現出相當不利於女的性偏見的研究，這些偏見多到足以阻礙女性在許多行業的發展。以我個人身為女身時為例：當我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大學部學生時，和一大群男生同上一班數學課。在所有學生中，我是唯一解答出了一題數學難題的人，但教授卻認定是我的男朋友幫我解出來的，所以不算成績。我在博士班時申請一項學術聲望很高的獎助金，雖然看過兩人申請資料的哈佛院長跟我保證我的申請實力強過對手(我已經發表了六篇有影響力的論文，而我的男性對手只發表過一篇)，但最後我還是輸給他；一直到現在我對這事仍感到失望。在我改變性別後，一名不知就裡的學院教師曾評論說，「班‧拜瑞斯在今天的討論會表現的好極了，但他做的研究比他妹妹做得好的多。」

不過這些軼事掌故並非數據，這也是為什麼隱藏性別的中立研究如此的重要。這類研究揭露了在許多甄選過程中，女性與少數民族候選人所要跨越的門檻被不經意地提高了許多，以致於這批人很難脫穎而出。舉例而言，有一項研究發現申請研究補助金的女性需要有比男性申請人多二點五倍以上的著作，才會被納入考慮〈見圖二〉。對有幸得到學術工作的女性，性別偏見可以影響分配給學院教員的相對資源。麻省理工學院的哈浦金絲(N. Hopkins)與資深教員委員會在她們的研究中，就發現了此一現象，這些數據是如此的不容爭辯，因此麻省理工學院的校長威斯特(C. Vest)公開承認歧視是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對有才華的女性來說，學術界經常都不是一個有著用人唯才機制的天地。

圖二:同儕評鑑所給能力評分，瑞典的同儕評鑑給予具同樣創作力的女科學家較低的分數。

否認問題的存在

縱然已經有了這些研究，很少男性或女性學者願意承認歧視是科學界嚴重的問題。為什麼會這樣？華蓮認為我們都強烈地渴望世界是公平的。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跟男性同樣的可能否認性別偏見的存在。達到事業頂端的傑出女性有可能過河拆橋，頑固地認為如果其他女性的成就不如己，那麼自己的成功將更顯得偉大。另一種解釋則提出「否認個人劣勢」的現象，有此想法的女性只和其他女性比較她們的進步升遷，不和男性來比。

一直到去年五十歲以前，我一直否認此一情況。但去年的幾幢事件使我打開了眼界，看到女性及少數族裔學者在學術界仍然面臨的障礙 。除了桑默思的演講外，這些事件還包括美國國家衛生院(NIH)的先驅獎(the Pioneer Award)競賽。先驅獎是國家衛生院所推出的最具聲望的競爭，但其提名程序偏袒男性申請人。值得稱道的是有鑒於大眾關切六十四名評審中有六十名男性，加上所有九位得獎人均為男性，國家衛生院事後修改了先驅獎的甄選程序，使之更為公平。我希望霍華休斯醫學研究中心(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也能針對他們在研究獎助競爭方面類似的問題而加以處理。人們有強烈的渴望相信機構是用人唯才的，所以除非親自經歷了相當程度、傷害職業生涯偏見的個人，一般人是不相信歧視的存在。

寫這篇評論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女性學生能感受他們在科學領域會有平等的機會。在偏狹問題被正視及處理以前，女性的進展升遷仍會是緩慢的。桑默思、曼斯非德、平克與勞倫斯有關女性天生能力較差的評論，都是錯誤的，這些評論不僅是對我個人性格與能力的抨擊，也是對我同事與學生能力及自信的打擊。我自然不能靜坐默然承受。

曼斯非德和其他人宣稱女人比男人情緒化，這個論點完全沒有科學支持。相反的，男人在盛怒下會犯下最暴力的罪行。舉例而言，男性犯下的謀殺罪是女性的二十五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哈浦金絲在聽了桑默思的言論後(很合理地)勃然大怒，她的更強烈的歇斯底里反應是來自男性記者與評論員對她令人吃驚的惡毒新聞報導。哈浦金絲收到數百件滿懷憎恨的，甚或色情的信函，幾乎全數都出自男性，這些才是高度的情緒化。

禁忌抑或非真？

有關女性天生較不競爭的主張，也沒有科學的根據。不過許多女孩為了怕被貼上野Y頭的標籤，因而疏遠體育活動。一項二○○二年的研究確實發現在財務競賽中，男女的競爭性有差別，但作者指出這差異是源於自信心的差別而非能力的差別。許多研究一再地指出自信心是影響女性「選擇」脫離科學與工程課程的主因。當女性不斷被告知她們比較差，她們的自信心衰退，企圖心也就衰弱了。這就是為什麼華蓮的研究結論提出，只要提高對女性在科學領域的期望，或許就是幫助女性達到頂尖的最重要因素。

平克(Steven Pinker)認為那些批評桑默思假設的人之所以生氣，是因為這些人覺得女性生而低劣的觀念十分具有危害性，以致於思考這個觀念都是罪惡的。哈佛大學的法律教授德修韋茲( A. Dershowitz)極為同意此一觀點，所以準備在明年開一門稱為「禁忌」的課程。在哈佛大學，我們得講真理(veritas，譯註：veritas是哈佛校徽上的拉丁文)，所有的理念都是可以拿來討論的主題。我完全贊同此點。未來任何能使我們更加了解為何女性與少數族裔者不能在科學及其他許多專業順利進展的研究，都是受到歡迎的。

但是引發憤怒並非只因觀念本身，劣勢團體人士納悶的是佔優勢者何以將事實真相故意加以掩藏。當名科學家或名校的校長公然宣稱女性天生能力不如男性時，請他們參考相關的數據資料難道是過分的要求嗎？學術界在篩選女性申請人時抬高了門檻，在評估女性為何不得進展的證據時卻又將標準壓得很低。這是為什麼女性會動怒。在提出整個群體的人所具有天生配備註定會導致失敗之前，那些公開宣佈能力有性別差異的人應先被要求確實不苟地審視這些差異的真實性。

哈佛與其他大學的經歷可作為其他機構的典範，所以把事情作對很重要。對那些認為校園沒有保護言論自由而不高興的人，我提出哈佛法學研究所三年級學生珮蒂那透( T. Pettinato)所提的問題：大學教師稱非裔美國學生都是懶惰的，和宣稱女性天生能力不足，兩者有何不同？有人建議不同意桑默思見解的人，應該以言詞辯詰回應(也因此我寫這篇文章)。但就我看來，大學老師告訴學生他們因為種族、宗教、性別或性取向的原因天生比人低下，這些老師已經跨越了一道不應跨越的線，這條線區分言論自由與言論暴力；此一越界不應在哈佛，也不應允許存於其他任何機構。一個不尊重婦女能力的文化中，女性永遠不可能有效地學習、進步、領導或盡己之能的參與社會。

採取行動

雖然桑默思假設是錯誤而有害的，但學術單位相對而言其實是最具包容性的。儘管學術界的包容性強，我們仍是受到文化影響的人類。桑默思等人的評論清楚的顯示歧視仍然是一個被低度承認而尚未解決的問題。現今科學的進步加速地仰賴全球社群，而世界僅有百分之十的人口是男性白種人。套用馬丁路德金恩的說法，一流的科學企業不能建立在二等公民的基礎上。要使女性及少數族裔人士發揮完全的潛能，所有人都需要主動出擊。能做的有什麼？

首先是增加學術與科學機構領導人的多元性。多元化提供較廣闊的視野，能覺察尊重不同的觀點，這點對任何組織的價值是無法衡量的。較多的女性領導人，可以舒減女性科學家常遇到的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除了女性及低代表率的少數團體之外，也不應忽略亞洲人、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跨性別者。在這些群體中有許多傑出的科學領導人，任何想使機構多元化的人，可以很容易達到目的。

第二，多樣的教師做作為角色典範，有不可言喻的重要性。機會平等的實際做法，是認真的經營公平的人才甄選。公開徵才的做法在遇到高層領導人的職務時，似乎就完全略過不用了，而這些卻是最攸關重要的位子。遴選委員會不應總是由男性擔任主席，委員會本身也應高度多元化。實行特別的聘用策略，學院院長推動系所主任招募頂尖女性科學家等，都是有效的做法。在審核升等的程序中，最關鍵的才能考慮是發表論文的品質，不是數量。

女性教員特別需要工作機構協助她們平衡家庭與事業的責任。在與日俱增的競爭環境中，有小孩的女性還得為經費及學術成長而競爭。有些大學有為教員子女付大學學費的福利，為什麼不讓年輕的教員選擇使用這筆錢來付托兒所的花費？如果女性科學家拿不到終身職，子女大學學費的福利對她們毫無幫助。像霍華休斯醫學研究中心這樣有財力的機構，也可以為有才能的女科學家提供事業轉換期的獎助金。

勇於直言

第三，面對歧視時，不應保持沉默。學術領導人特別有責任直言不諱，不過所有的人也應分擔任務。機構缺乏多元性，或有歧視的行為時，送一封簡訊給有關當局，不過是舉手之勞。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女性告發她們所在機構的性別歧視，我只知道即使有了終身職的安全保障，女性通常不情願直言。在這方面哈浦金絲是位可欽佩的模範，但該是其他人分擔責任的時候了。支持女性的不一定非女性不可，在桑默思的演講後，我很為沛茲柯(Greg Petsko)的雄辯口才所感動;雖然事過三十年，我到現在想起當年抗議解剖學教授放映裸女幻燈片的男學生，還是心生感激。

第四，提昇競爭性甄選過程的公平性。由於審核上的偏見，女性與少數族裔人選在這類甄選中處於極度的劣勢，除非適當地設計甄選過程才能改變此狀況。修改過的國家衛生院先驅獎甄選程序就現示了，一點小變更可以在結果上產生重大的改變。先驅獎改變的甄選程序內容，包括任何人均可自我提名，以及確定有多元化的甄選委員會。改變了甄選程序之後，女性與少數族裔得獎者從原來的零增加到超出百分之五十。這個教訓應該也可以應用於科學獎章、研究計劃經費、教員工作等類似的甄選程序。現在仍有過多的甄選委員會缺乏多元性，通常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白種男性。甄選程序能公平的運作，就再不需藉由反歧視的策略來達到公平的結果。

增強信心

最後，我們應教導年輕科學家如何在歧視的世界求生存。自信是提升及喜愛研究生涯決定性的因素。女孩從年幼時就收到不宜在科學界發展的訊息，而訊息的來源包括父母、朋友、同學、甚至老師。當老師對學生的期待不高時，學生的表現會較差。不論是傳送或默然接受這些訊息，我們都有錯。不論年輕學生的性別，老師在每一個學習階段，都應鼓勵學生，因為鼓勵的言詞可能產生很大的結果。所有學生，不論男女，也應學習技巧地發表論文、在會議時發問以影響出席的效果、多認識其他教師學者以助於申請工作或研究計劃、學習領袖的技能以便於在學術界生存與晉升。

由於女性與少數族裔學生在這些地方比較沒自信，他們信任的良師更應特別鼓勵他們積極主動。年輕的男學生常有機會接受在走道上的臨機教誨，我不確定有多少女性或少數族裔學生有這樣的機會。身為資深的教師，我們當義不容辭地看顧有才華的年輕人，包括女性及少數族裔學生，並盡己之能幫助他們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