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一世紀的科學：人際關聯學

廿一世紀的科學：人際關聯學
知識通訊評論第54期

假如處理合宜，網際網路溝通、互動的資訊，可以讓我們對人類集體行為的了解，獲得空前進展。

人類目前遭逢的重大難題，本質上許多是在社會和經濟方面，這一點很少有人會否認。由宗教基本教義派浪潮的明顯橫掃伊斯蘭世界（也在西方世界的某些地區），到集體經濟安全、全球暖化、當代重大傳染病等等，背後都有強大而依然神秘的社會力量在發揮作用。

但是，《自然》雜誌的讀者中，大概很少人會認為：社會科學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儘管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及考古人類學對人類的社會行為，已經產出大量的發現，但就提出連貫一致的理論架構，解釋其發現而言，社會科學顯然沒有物理學與生命科學那麼成功。原因倒不在社會科學家，比其他學域的同儕來得笨，而是因為社會現象可說是最難解決的科學問題。

與社會現象息息相關的，是為數龐大（但仍有限制）又性質混雜的種種個體在互動；其行為要長年累月才顯現出來，展現面貌又複雜多重。舉例來說，要想了解僅僅一個組織的行為方式，如果沒有考量到以下四個因素，就很困難：一，工作於組織內的個人；二，與該組織競爭、合作又相比較的其他組織；三，組織內運作的制度、調節架構；四，前述因素的互動。

如果拿物理學來打個比喻，這等於要人同時解決相當於量子力學、廣義相對論及多體問題(the multi-body problem)的問題，就算是弦論理論家也不會碰到這麼糟的狀況！很幸運的是：網絡科學(network science)最近的進展，預告社會科學未來有些希望。

過去大約五十年，社會學家深入思考人、制度與市場的互動，在決定集體社會行為時，有多大的重要性。他們甚至建構出一套語言，也就是網絡分析，利用量數語彙，來描述這些互動。但是分析的目標，比如友誼關係，實在很難觀察，特別是牽涉很多人，又跨越很長的時間，更是如此。結果呢，長久以來網絡資訊一直是短時間蒐集的東西組成，研究的群體經常很小。另外，大部分研究是靠參與研究者的自我報告，其中難免有認知偏見、理解錯誤和架構模糊，因此成果也會打折。

然而，過去十年，網際網路通訊與互動呈驚人發展，讓社會科學的侷限開始放寬。我們頭一次有能力即時觀察幾百萬人互動，解決單一事項，而且其效應就個人而言，又很敏感。與此同時，電腦效能愈來愈快，讓我們能模擬社會互動的大型網絡。結果便是大家對社會網絡產生了極大興趣，不到十年間便出版了數千篇論文，專書也與日俱增，有人因此便宣稱，「網絡科學」(science of networks)已然來臨。

不令人意外，這個「網絡科學」的稱謂標籤，已經遭到它該有的批評，有些責難還很站得住腳。因為，某些點子並不像有時吹捧的那麼新；很多流行的治學模式太過簡單，經不起挑剔；甚至看來最正經八百的實證研究，其素材資料，也多半是正好弄到的東西，而非深思熟慮的對特定問題進行研究。結果呢，儘管出版品蜂擁而出，大消息令人屏息，我們或許應該承認，對於真正的社會互動過程，懂得真是少的可憐。

不過，看起來很快的就有所指望，尤其是如果特別針對社會網絡的一些基本特色，更是如此。

第一，社會網絡不是停滯的結構，而是因更大範圍社會與組織環境與時俱進的結果。第二，社會網絡不是一元的，而是多重繁複的，意思是指人們仍然維繫著五花八門的關係──正式、非正式、扎實、脆弱、性事、生意、友誼等等──其中每一項都符合不同的功能。最後，我們要了解網絡結構，必須放在集體社會變遷這個更大的架構裡來加以理解。人們不止在互動，互動之後有後續發展，攸關他們及他人所做的決定。

結合前述特色而進行的許多研究，目前還不能稱為臻至善境，但是，我的研究組最近進行的兩項計畫，顯現出了初步的進展。第一項使用某一大學的匿名電子郵件系統主幹，人數大約四萬，追蹤網絡每天的演化，為期一年以上，把它當做現有網絡結構、分享活動（比如各年級）跟個人特性的運作結果。這類動態的資料，或許可以讓我們了解到，比如說，結構限制與個人偏好的相對角色，如何決定了我們在友好圈子中觀察到的同質性，

第二項是以網路為本，進行實驗，一萬四千名參與者應要求去聆聽、評等並下載無名樂團的歌曲。有些參與者是自行決定的，其他人則會看看哪些曲子更早之前被下載過多少次。這種實驗想衡量的，第一是許多人合起來，彼此影響決定的力量有多大，再來就是這些個人層級的決定，對「宏觀特性」(macro properties)有什麼樣的影響，比如預測某些產品會不會暢銷。

要從這些仍然很單純的研究，一躍而前，回答社會科學的「大問題」，目前顯然還不敢奢望能做得到。就這一點而言，學界研究者跟大型網路公司（它們目前還支配著龐大的資訊量）兩者若能合作，那麼成果將極其豐富。雖然這樣子的合作會遭逢許多挑戰，包括侵犯隱私還有智慧財產權等，但是問題實在太難了，無法只憑直覺甚至經驗去解決。我們必須開始追問：網際網路這項科技革命，該怎麼做，才能也讓社會科學跟著一新天地。

(本文原刊二○○七年二月一日出版的《自然》雜誌，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及「社經政策研究所」的瓦茨(Duncan J. Wat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