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精教育帶來的文化鴻溝（Culture Gap）

專精教育帶來的文化鴻溝（Culture Gap）
知識通訊評論第80期

五十年前，史諾 (Charles Percy Snow) 在劍橋大學發表一場深具影響力的演講，提出科學與人文的無法交融，以及科學家未能躋身權位對國家社稷危害匪淺的主張。

半世紀之後再回顧，阻礙人類溝通事理的真正敵人，並不是「兩種文化」，現代學門的專精分化才是主因。

「兩種文化」是一個詞彙，就像「權力走廊」一樣，逐漸廣為大眾所用。這兩個詞彙都來自同樣的作者史諾，他曾經是物理學家，著作等身的小說家，也在政治界力爭上游。不過這類詞彙容易脫離原先的上下文，變成一種草率的速記，使我們沒能深思其義。

「兩種文化」是史諾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在英國劍橋大學影響深遠瑞德講座的講題。這兩種文化其一是科學，另一個則是由「文學知識份子」所代表的人文。對於他所見到受高度教育的人，全然無法跨越這兩種文化互不了解的深刻鴻溝，史諾大加責難。

史諾的文化診斷，概括在他著名的挑戰之中。他說，「有那麼一兩次我被惹火了，就問那些文學知識份子伙伴們，他們有多少人能夠陳述熱力學第二定律，結果反應很冷淡也很負面。然而我也要問一件對科學家而言意思一樣的事：你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嗎？」

在一九三○年代中期，史諾因為知道自己跟鮑登 (Philip Bowden) 在《自然》發表的一些維他命Ａ實驗研究結果，未能經得住科學驗證，他因而放棄了早年做研究的科學家生涯。隨後他以小說家身份大放異彩，他的「陌路與手足」系列小說，主要探討劍橋大學學術圈的密閉溫室裡，搞小團體的政治角力，格外引人注目。

他也上攀了政府高位，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間，以史諾男爵之姿，晉升為上議院科技部長。威爾遜首相在一九六三年提出的「熾烈的科技革命」願景，史諾就是主要擘劃者之一，在國內外都廣受矚目。

幾乎所有國家的學生一旦進了大學，就開啟了瞭解的鴻溝。

史諾把應用科學視為打造人類未來的鑰匙，而對自然的理性了解，也是唯一能夠解決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福祉問題的力量。然而在他一九六四年的小說《權力走廊》裡，人文學科的「盧德份子」（十九世紀早期搗毀紡織機，抗議工業革命讓他們失業的英國紡織工人）還是獲得了最終勝利。

火上加油

一九六○年，我還是個剛到劍橋大學的新生，我偶然間碰到一個即將重新點燃史諾所引發的爭議的人。我看到一個形容枯槁的身影，蹣跚地踏過唐寧學院的草坪。他身上掛著一件陳年外套，身形顯得更為寬闊，粗硬的的頸子從沒有領結的襯衫裡冒出。我不知道他是誰，怕他來跟我要錢，所以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如此，學生一旦進了大學，就開啟了瞭解的鴻溝。」

結果他是傳奇性的英國文學教授李維斯 (Frank R, Leavis) ，他也是個性情火爆的文學評論家。李維斯在一九六二年，讓史諾跟他的「兩種文化」蒙受刻薄的攻訐。哲學家克里徹利 (Simon Critchley) 形容李維斯是在做「凶猛的人身攻擊」，一點也不為過。李維斯在紀念他於唐寧學院執教三十年的最後歲月的李奇蒙講座中，發表他對史諾的批判。

李維斯儘管享有國際聲望，然而他卻一直身處在大學官場之外，他還以此為樂。相對地，史諾則已經成為重量級的官場人士。輕薄短小，放在大學書店裡的史諾演講集封面，呈現的是一位富有涵養但頑強，穿著深色夾克與俐落領結，沈思中的英國紳士。相對於李維斯這位局外人，他明擺著的是個圈內人。

李維斯在一九六二年，讓史諾跟他的「兩種文化」蒙受刻薄的攻訐。

李維斯瞧不起史諾的文學作品。他說，「他不算是小說家，壓根就稱不上。你甚至不能說他懂小說。」李維斯也不認為史諾是文化導師，將其視之為當代的一種無腦象徵，他說，「史諾是一種怪現象，他本人微不足道，卻在大西洋兩邊的廣大群眾中，變成了智者賢人……將他提出的那些問題以及他給全世界提出的建議，認作是有嚴肅思考能力，實在是很荒謬。」

李維斯讚許偉大的文學作品，認為它們是真正的人類價值守護者。他說，文學評論家關心的價值判斷是關乎生命的，批判學養所關心的，則是生成、發展出價值判斷的關連性與精確性。他跟十七世紀的法國數學家與神學家巴斯卡屬於同一陣線，巴斯卡在他的《冥想錄》裡宣示，「當我對道德一無所知時，物理的科學無法撫慰我痛苦的身心。但是當我對物理的科學一無所知時，倫理的科學卻總是能撫慰我。」

對李維斯來說，科學以及其衍生的科技社會，毫無人類價值可言。他堅持人類需要其他種類的關切，連帶要有對人類未來未雨綢繆的深思遠慮，只以生產力、物質生活水準、衛生與科技進步來談論人類福祉，是喪盡了道德價值。李維斯目睹了技術專家政治論者開始接管的實現，一如歐威爾一九四九年小說《一九八四》裡所描繪的天啟結局，而感到驚怖不安。

分割錯誤

以歷史角度觀之，史諾設定關於兩種文化辯論的方式，是建基在莎士比亞與熱力學知識的錯誤比較之上。這種錯誤的比較，其根源是在所有形式的知識學習，開始分科專業化，到十九世紀因各學門的制度化而使這種情形達到極點。各學門的建立並不侷限於科學與技術，比方說一八四四年皇家獸醫學院的創建，就可以跟一八三七年英國政府設計學校（後來變成皇家藝術學院）相提並論。

自此以後，高雅文化的概貌，就是不斷把科學與人文的專業推向類同的層次。英國倫敦大學學院二○○六年的研究顯示，科學家觀看莎翁劇作的機會，只比他們在人文學的同伴低一點點而已。

人文學科裡的專精化研究，則是另番面貌。所有的學術題目都變成一種「實驗室的探索」，只是各以其專門技法與詞彙而已。史諾拿來考驗大家的熱力學第二定律，要在文學研究裡找到匹配的問題，最好是找個範圍更狹隘的題目，比方說哲學家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所用的解構法所謂何言。

對李維斯來說，科學以及其衍生的科技社會，毫無人類價值可言。他堅持人類需要其他種類的關切，連帶要有對人類未來未雨綢繆的深思遠慮。

今日重讀瑞德講座與李奇蒙講座的講稿，我對於它們代表了多少那個時代的恩怨情仇感到震驚。你在探究真正的議題時，很難能夠從個人憎惡、軼事經驗以及學術政治角力中掙脫出來。

關於這個問題會產生什麼危害的最佳陳述，也許是出自史諾在這之後，於一九六三年首度發表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文章《重新審視兩種文化》。他在文中寫道，「我們所知接受最密集教育的人們，將再也無法就他們主要關切的智識層面，與其他人進行溝通。這對創造性、智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對我們的生活起居，都將造成嚴重的問題。這使我們錯誤地解讀過去，錯估現在，並對未來不抱希望，讓我們難以甚至無法採取良好的行動。」

然而我們亦當想起，在當今金融與生態危機紛呈之際，李維斯堅決認為將人類的「進步」，定義為舉目所及，造就無止境經濟成長的種種科技，是如何的不適當。

這問題並不僅止於兩個牢不可破的科學與人文「文化」，而是關於當前所有學門狹隘的專精化，以及能有更廣泛了解的事。我懷疑有多少生物學家能夠回答得出史諾的測試題，尤其這是現代物理學的知識。我也懷疑大多數人文學者，在德希達的測驗裡，能夠表現得好到哪裡去。

人文學科裡的專精化研究，則是另番面貌。所有的學術題目都變成一種「實驗室的探索」，只是各以其專門技法與詞彙而已。

問題出在教育上。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確實有所隔閡，然而這種分類太過概略，對於擬定任何行動計畫沒有幫助。無論是歷史學與物理學也好，語言學或生物學也罷，任何一種學門都覺得需要高度專精化，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專精化提早的程度，全世界並不太一樣，但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如此，學生一旦進了大學，就開啟了瞭解的鴻溝。

我們需要的教育，是一種慢慢注入對各研究領域的本質要有廣泛、互相了解的一套系統，如此我們才能理解各研究領域的能力與限制所在。改寫基督在聖經裡所說的，這是一種「科學的歸科學」、「人文歸人文」的情況。同等重要的是，要認清各自知識的限度。在公眾領域中要做到這點的訣竅，是用見識充足的判斷，來分辨什麼知識應屬於此，什麼知識又該歸於彼。

史諾所憂心的科學與人文之間之裂罅，確有其事且事態緊急。不過李維斯所提出人類進步的定義問題，同樣也需要賦予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