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納文化(Culture)異議的科學(Science)之道
察納文化(Culture)異議的科學(Science)之道
知識通訊評論第62期
與人息息相關的醫療衛生科學計畫,常常面對與民眾個人或文化信念有所衝突的局面,此情形發生在非洲的甘比亞和奈及利亞,也發生在歐洲的英國。過去的經驗顯示出,這些問題光是提供醫療是不夠的,決策者必須有能力察納反對意見,才能使計畫得以遂行。
將社會大眾或政治界對衛生措施的憂慮,斥之為不科學、不理性或誤導人心,會失掉不同觀點交流激盪的好處,加深了科技倡導者和可由科技獲益者之間的鴻溝。縱使那些批評動機純正,也是適得其反。此類意見衝突意味著需要有新的對話形式,帶領科學家、決策者和民眾走出科學與技術之外的層層政治迷宮。
舉例而言,二○○七年元月甘比亞總統賈梅(Yahya Jammeh)宣布一種吟誦可蘭經文加草藥的愛滋病療法,針對HIV和愛滋病的抗反錄病毒治療計畫因而中斷。在國家大力宣導和嚴加控制下,HIV帶原者出來加入總統的治療計畫,生物醫學方面的批評聲音則被淹沒,難以針對總統宣稱證實具有療效的爭議性實驗室血液檢驗提出反駁。
在奈及利亞,因為該國北方三省拒絕實施口服疫苗接種,全球小兒麻痺症根除計畫於二○○三年宣告停擺。該國伊斯蘭教法最高法院院長雅梅德(Datti Ahmed)醫師告訴記者:「我們認為有現代希特勒之徒故意在口服疫苗中加入避孕藥,並且掺入已知會導致HIV和愛滋病的某些病毒。」儘管二○○四年恢復了疫苗施打,北部省分社區民眾的顧慮還是使計畫窒礙難行。目前這些地區小兒麻痺病例增加,而且在非洲漫延。
這類對科學、技術及其安全性的顧慮和排斥,並不是異域番邦才有的現象。在英國,有些父母對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接種心存顧慮,結果導致一九九○年代末期以後,未完全接種人口中的麻疹感染率的驚人上升。
科學家、決策者和專業人士回應這類爭議,往往是力促應該把「嚴謹科學」置於政治之上。這無意間就讓那些舉發者和社會大眾,看起來像是無知、不理性、生性多疑,或是易遭媒體誤導。不過,這類印象本身就失之過簡而且有誤導性。他們忽略了人們之所以會質疑科學或尋求替代之道,往往有其正面理由,是基於他們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同樣造成誤導的,是衛生政策的刻板印象,認為歐洲地區原有的信任和理性有瓦解之虞,而在非洲地區則尚未建立信任和理性。面對上述兩種情況,衛生政策與專業機構都說,解決之道不外乎加強科學宣導及說明相關風險。
加強溝通並不容易,也只能提供部分的解決。我們必須體認,社會科學家試圖描述的知識背後有其深層政治結構。以衛生照護為例,人民對自己身體的瞭解方式,和他們的社會與政治經驗息息相關,此一關連來自包括病人、臨床醫護人員和決策者的多種不同觀點。
因此就英國來說,質疑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的種種觀點中,就結合了個人對免疫力及疫苗漏洞(vaccine-vulnerability)的看法(就像是認為混合疫苗或許安全,但別用在我孩子身上),對於社會事務的個人道德觀,以及個人有選擇自由的政治觀點。這些觀點與那些將知識論和整體人口風險結合,主張大規模接種疫苗的社會與政治論調便有所杆格。
在西非,許多人肯定疫苗接種對健康的好處(通常會說這是身體和血液「體質」),例行基本衛生照護則可強健當地社群體質。奈及利亞的小兒麻痺口服疫苗計畫,卻是由外來人士推動,針對目標是一個大區域裡的特定疾病。這便與西非的社會觀點有所衝突,因此在運作中便引起普遍的政治緊張。
在當地人看起來,這項計畫不但不會強化當地人的身體或政治體質,反是造成威脅。其中部分原因在於,小兒麻痺的病情惡化相當緩慢,病症表現也較不一致,和經常導致社群內五歲以下孩童喪生的桿菌性痢疾、瘧疾、登革熱等其他疾病相比來,不會被視為當務之急。這些「給我們孩子口服的藥滴」於是從文化觀點遭詮釋為有其他作用,例如影響生育。
這項匯聚龐大資源和政治努力的計畫,結果並無法提振當地人所看重,但目前已危若累卵的基本衛生照護制度。當地政府和人民都從廣泛的政治考量來詮釋這項計畫,譬如說認為這是國際和奈及利亞中南部的政治勢力,意圖耗弱北部省分的體質。
採取一個更持衡的態度去瞭解這些分歧觀點至關緊要。辦法之一是在設計與規劃衛生計畫以及回應爭議問題方面,加強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和政策制訂者之間的有效合作。國際機構與國家衛生單可以促進並協助這類合作。此外也需要由非政府組織等獨立機構協助推動新的論壇,讓相關單位齊聚一堂,與科學家、地方當局和民間團體共同深思熟慮。如此做有助於確保科學與技術上的投資,不管是下游應用或者是研究創新,都能與其面對的社會與政治價值觀全面論辯,臻於至境。
(本文為英國蘇賽克斯大學發展研究學院主任黎奇(Melissa Leach)在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自然》之專文)



前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