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惡一線的生物科學研究

善惡一線的生物科學研究
知識通訊評論第83期

生物戰劑的發展和應用，是近代生物研究進展的產物，而隨著生物科技基因操弄技術的精進，人類要面對的這種科技必然之惡的挑戰，也將益形嚴峻。

走在善惡邊緣的生物科技

二○○二年十月，車臣反抗軍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一家劇院挾持七百五十名人質，後來衛生部長謝夫錢柯(Yuri Shevchenko)授權軍方使用混合麻醉藥芬太奴的氣體，才讓事件落幕，外界原本如釋重負，但事後得知共有一百二十四名人質因吸入這種氣體而死。

像芬太奴這種化學物質通常稱為「失能性毒劑」，會讓人體內生理系統失效，造成失去意識等後果，高劑量可能會導致死亡。這種藥物效力由數小時到長達幾天，與一般熟知用來鎮暴的催淚瓦斯不同，吸入催淚瓦斯者只要離開現場，各種感官不適不久就會消失。

而俄國軍方在莫斯科使用芬太奴，是生物科學發展逐漸廣為軍事利用的警兆。

設計能力

將良性的研究用於惡意的目的，可說由來已久，二次戰後，國際醫學界發現多種化合物，能夠紓緩憂鬱症及情緒波動等心理疾病症狀。當時還不清楚這些藥物為何有效，但各國紛紛開始尋找適於軍事使用的化學物質。一九五九年時，英國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諮議委員會轄下的秘密化學小組主席，便向同僚表示，「要尋找能造成精神疾病的毒劑」。

丹朵認為新型化學執法工具需嚴格規範

一九五○年代初期至一九七○年代之間，美國研究人員便在研究能影響中樞神經系統的化學藥劑，後來還成為美國軍方化學防禦醫學研究中心，美軍亦於一九六一年將BZ毒劑轉做為武器，這種藥品原本是為治療腸胃疾病，但針對腦部作用則會導致精神錯亂，症狀包括恍惚、難以言語、理解能力變差、無法思考等。

雖然國防單位長期有意使用影響人體心理及生理的藥物，但知識不足曾造成多項計畫失敗，例如一九六六年時，美軍曾囤積可散播BZ毒劑的武器，但對於毒劑的形態及使用地點所知甚微，使用效果亦因人而異，最後不得不選擇放棄，美國於一九九○年摧毀庫存，後來國際社會即於一九九七年簽署化學武器公約。

現有生化武器包括致命化學戰劑及傳統以及基因改造的生物戰劑，炭疽熱等生物戰劑最讓政府擔心，不過其中也僅有少數病原體可供軍事使用，例如天花因傳染力強，故適合做為武器，炭疽熱則能製造壽命極長的孢子。由於種類有限，醫學界也較有機會研發出疫苗或抗生素等對應辦法，雖然也有人企圖在病毒基因內植入抗藥性，但由於可操控的範圍有限，仍舊可能找到反制之道。

不過近代科技進步可能改變生化武器面貌，二○○三年，美國國防情報局反擴散及科技辦公室的軍事分析師預測，新興生物科技很可能為生物戰劑的發展帶來「典範移轉」，他們警告，未來也許會出現分子生物武器，針對人類特定的生物系統攻擊。

這種方式不同於傳統生物戰劑的發展，擴大生物武器的應用範圍，未來將有無數潛在分子目標，每一個也都會有多種攻擊方式。

前瞻憂慮

科學界及醫學界也很十分關注生化戰劑新發展方式的問題，例如美國國家科學研究院於二○○六年發表報告，名為《全球化、生物安全與生命科學的未來》，作者群認為隨著人類日益瞭解這些化合物、人體運作以及如何規範人類的基因表現，再加上化學、合成生物學、奈米科學的發展，「都帶來更新更複雜的前瞻憂慮」。

分子生物武器引人憂慮

國家科學研究院在二○○八年報告《新興認知神經科學與相關科技》中提到，科學界已找到特定人體系統的「興奮劑」，以提升部分認知功能，故也可能研發出「反興奮劑」，削弱部分認知功能，例如若多巴胺興奮劑可提升注意力，反興奮劑便可能降低注意力；報告中另警告隨著奈米科技進步，將可能突破人體原有的血液到腦部的屏障，「猶如特洛伊木馬一般，將物質送入腦部」。

部分研究人員積極開發新型化學武器，例如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研究團體便找到幾種非致命性毒劑、「鎮靜劑」及個人針對性的藥物。

歐洲的會議

二○○七年第四屆歐洲非致命性武器研討會中，捷克查爾斯大學研究者便提到結合使用數種藥物後，可使彌猴迅速減少攻擊行為，認為可藉此「在恐怖攻擊事件中…快速安撫激進人士」，他們也招募志願者進行實驗，研究是否可利用空氣散播這種物質。

「失能性毒劑」的支持者強調，這種武器在衝突時刻可避免殺死人員，但過去經驗卻非如此，以前述莫斯科挾持事件為例，恐怖份子吸進芬太奴後，仍然遭到擊斃，而非遭到逮捕；美軍在越戰期間也曾使用催淚瓦斯，也只是為了將越共逼出巢穴，再用槍炮將他們格斃。

盲目誤用

生命科學家未能參與其中過程也是一大問題，有些企業根據部分研究，推銷使用荷爾蒙吸劑可提高人際信任感，雖然這種產品效果令人質疑，軍方也可能利用相關研究，研發操控人類情緒的藥物。筆者過去幾年與十三國逾二千位生命科學家交流後，發現絕大多數人均未曾想過將研究成果應用在這些方面。

國際生物武器公約及化學武器公約均想防止人們誤用相關研究的可能，但這些條約也有其缺陷，例如後者則缺乏有效查驗機制，無法確保各國是否善盡職責。

操弄生命之手

部分人士呼籲修正化學武器公約，開放使用新型失能性毒劑，過去二十年間，現代戰爭已從大規模衝突轉變為混亂街頭戰，波士尼亞、伊拉克、阿富汗皆為此例，部分化學戰劑相當適合在此環境下使用，且軍方也不乏支持這種意見的聲音。

若要確保近代生命科學不會誤用為武器，化學武器公約便有修正的迫切需要，也必須嚴格檢視公約內容，是否仍符合近年來非致命性化學執法工具的發展，公約中條例指出，「國內鎮暴等執法行為」不在禁止使用化學戰劑的範圍內，但「執法」有時不只是國內鎮暴，在某些情況下即容許軍方使用芬太奴等物質。

筆者認為，芬太奴等所有新型非致命性化學執法工具皆應全面禁用，或至少該受嚴格規範，這種失能性毒劑只是個開始，一如英國醫學會於二○○七年研究結論所言，我們「正站在斜坡頂端，向下滑至末端則是『生物學軍事化』」，包括「刻意操弄人類情緒、記憶、免疫系統，甚至是生育能力」。

(本文原載於二○○九年八月十九日《自然》雜誌，作者丹朵（Malcolm Dando）為英國布雷佛大學和平研究系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