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科學的黑白矛盾
南非科學的黑白矛盾
知識通訊評論第89期
二十年前曼德拉由獄中釋放出來,南非似乎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但是種族隔離政策留下的影響,依然揮之不去;政府對基礎研究興趣不大,關注的又是西方世界的大科學計畫,加上教育研究體系的陳疴,在在都造成南非科學研究的困境。
一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曼德拉從獄中釋放當天,身在加拿大紐芬蘭省的威廉森 (Carolyn Williamson) ,從電視上看到這個消息。她在前一年拿到博士學位,已經懷孕七個月,有先生的大力支持。她聆聽曼德拉在開普敦市政廳陽台上,鼓舞人心的演說內容。「種族隔離政策沒有未來。」威廉森說她當時沒能親身參與這歷史性的一刻,感到非常難過,那就是他們之後決定舉家返國的關鍵因素。
威廉森接下在開普敦大學的暫時講席,二十年來她對這個決定沒有後悔過。身為南非的愛滋病重量級研究者,她的研究團隊由十個博士後研究員及研究生組成,在開普敦大學傳染病暨分子醫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南非感染愛滋病及肺結核的速度不斷攀升,提供了許多研究機會,威廉森說回國對她在研究工作上的成就,有很大的幫助。不過她也知道自己是幸運兒,她之所以能留在學術圈內繼續研究,有國際資金贊助是唯一的原因。
相對地,年輕一代研究者想讓實驗室繼續運轉下去,卻是愈來愈困難。在一九九○年時,植物學家安德森 (Bruce Anderson) 還只是個十五歲的小毛頭,現在他則是斯坦陵布什大學的終身職教授,不過卻得靠南非國家研究基金會 (NRF) 一年四萬蘭特(南非幣,約折合五千四百美元)的補助金過日子,這筆錢只夠他進行自己的研究,再養一個碩士生而已。
「我們若不爭取資源,就要完蛋了。」 —- 馬猶西
南非的研究者這些複雜的感覺,跟當年曼德拉被釋放時,他們所共有的欣喜之情,如今是十分不同了。南非目前已經是非洲大陸最大的研究基地,在光學天文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臨床醫學、以及採礦科技等領域,都有長久的優勢,還有一系列的大學,其中最好的那幾所,遠比非洲任何國家的大學都要優秀。但是許多年來,研究工作主要都集中在促進種族隔離政策的大型應用計畫上,像是轉煤化油、濃縮鈾礦、興建一具國有的加速器等等。隨著政治變遷,感受到孤立已久的研究者受到鼓舞,希望與外界重新接觸,能夠促進精良質優的基礎研究,而不是再搞那些閉門造車的大型計畫。更有甚者,南非教育體系的改革,預期可以孕育出一批在種族隔離時代,一直懷才不遇的學生。
然而欠缺強力領導、資金匱乏、再加上一系列用意良善卻執行不力的計畫,使得大多數的希望都落了空。曼德拉政府在一九九四年建立了科技暨藝術文化部,曼德拉的繼任者姆貝基 (Thabo Mbeki) 後來又獨立分出來一個科技部。但是科技部分配支出的優先順序受到質疑,增加學生數目的努力結果不如預期,而且種族隔離政策下的教育體系,還留有許多舊傷疤。
研究社群的希望,如今都放在祖瑪 (Jacob Zuma) 政府新上任才九個月的科技部長潘朵 (Naledi Pandor) 身上。潘朵是語言學專家,向來熱心支持發展科技,對於科技部沒能達到目標的事實,也坦然不諱。她更承認研究者過去太過著重應用研究,種族隔離時代和新政府治下皆然,並表示這種情況必須予以糾正。
尋覓資金
研究資金在南非是個歷時久遠的問題。一九九○年種族隔離時代政府投注研發的 GDP 比例,為百分之零點一六,但其中起碼有半數流向軍事部門。研發支出在南非經濟進入成長期後開始攀升,姆貝基政府在二○○三年時答應,到了二○○八年要將研發支出比例調高到百分之一,在非洲只有埃及的研發支出比例比這高。但是這跟二○○七年,歐盟二十七國的平均值百分之一點八五相比,仍然只算是差強人意。南非的研發支出比例,在二○○六年成長到百分之零點九五,但卻在二○○七年小幅下滑,要在二○○八年達到百分之一的目標似乎有可能會失敗(二○○八年的數據將在今年稍後公布)。
問題主要在研究工作欠缺政府的強力支持。直到潘朵去年上台前,十五年來科技部部長一直是由執政的非洲國家議會以外少數派出任部長,他們沒有足夠的政治影響力,讓政府大舉增加研究經費。欠缺資金導致招募研究生很困難,科技部的資料顯示,南非在二○○三年平均每一百萬人口培養出二十三名博士生,這跟其他新興經濟體相較之下顯然偏低(巴西有四十二名,南韓則達一百七十二名)。
五年前隨著數學家曼格納 (Mosibudi Mangena) 出任部長,科技部與負責資助自然與社會科學研究生訓練與大學研究員的政府機構 NRF ,聯手推出兩項計畫,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其中一項計畫要將南非的博士人數,從二○○七年的一千二百七十四名,到二○一八年增加為六千名,並確保其中能有半數繼續留在科學界或工程界裡工作。
另一項計畫則是關於研究職缺的,試著給予頂尖研究員五年的支援,讓他們不用負擔教學工作,或是花時間寫那些補助金申請文件,而能夠專注於訓練研究生的工作。
兩年前從德國前來斯坦陵布什大學,接下雷射物理學研究職位的施烏勒 (Heinrich Schwoerer) ,對此感到很開心。他說比起在德國,這讓他擁有更多自由,能夠放手去追求自己的研究興趣。
然而雖然此舉在二○○六年與二○○七年的前兩輪行動中,一共創造了七十二個職缺,但之後卻只又多了十個職缺而已。由於科技部尚未將所需資金撥給 NRF ,今年年底前要創造兩百一十個職缺的目標,似乎不太可能達成。
增加博士人數的計畫似乎也遭遇了瓶頸。在科技部撥款下, NRF 贊助的博士生人數,在二○○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但之後增額情況便停滯下來。二○○九年的數據還沒出來,不過一般預料獲頒博士的人數將會比二○○八年顯著下降。
科技部去年稍微刪減了撥給 NRF 的款項,聲稱這是因為全球經濟危機,不得不全面刪減預算。 NRF 執行主任德瑞南 (Robin Drennan) 表示, NRF 的目標仍然是要在二○二五年之前,達到每年造就出六千名博士,雖然他們也明白這目標有點勉強。他也指出大學獎學金的金額,在二○○八年首度有所增加,這或許能讓他們多贊助一些學生。
然而對研究者而言,科技部無法持續支持這些計畫的真正原因不言可喻;南非的民主政府並未擺脫前任種族隔離政府對「大科學」計畫的喜好。南非在七年前競逐興建稱為「平方公里陣列」 (SKA) 的強力電波天文望遠鏡,在跟澳洲並列為可能興建地點候選者之後,科技部在二○○九年到二○一二年間,編列了十九億蘭特的預算,主要是用來興建原型望遠鏡 MeerKAT 。這筆預算佔了科技部年度預算的百分之十四,幾乎是目前撥給 NRF 預算的三倍,而倘若南非最後雀屏中選, SKA 的興建費用預估將超過二十億美元。
研究種族隔離與科學史的英國蘇薩克斯大學歷史學家杜寶 (Saul Dubow) 表示,這跟姆貝基時期聲稱要讓科學「非洲化」的華麗詞藻大相逕庭,南非還是相當渴望第一世界的風範,追求卓越計畫的野心絲毫未減。
潘朵表示迎接這些遠大的挑戰很重要,並說南非若能在 SKA 的選拔中勝出,將為國家帶來許多好機會。不過並非所有的研究者都認同她的信念,或是相信南非能夠勝出。南非天文台台長查爾斯 (Phil Charles) 就表示,南非與澳大利亞西部提供的興建場地,在技術上旗鼓相當,而南非投資在原型機上,根本是孤注一擲。查爾斯由於涉嫌洩漏原型機的相關文件,今年二月遭到停職處分,這把賭注顯然沒幫到他什麼。
「值得贊助的黑人學生特別少,而且還經常半途而廢。」
—- 麥克奎德
NRF 本身分配資金的方式也受到抨擊。過去兩年,他們又回到種族隔離時代採用,在一九九六年廢止的一套體系,這套體系以研究者而非研究提案評等,然後在固定的贊助期間,每年發給研究者對等的研究補助金:A等每年十萬,B等八萬,C等四萬。這套體系很有爭議性,代表各大學立場的「南非高等教育」組織,在二○○七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這套評比系統令人懷疑,甚至讓人理想破滅。
理想破滅的部分原因是,跟二十年前相較之下,評比體系的補助金額杯水車薪。開普敦大學醫學系主任馬猶西 (Bongani Mayosi) 領導研究團隊專攻心肌病,就感受到補助金刪減大刀的鋒利。他在過去三年內從 NRF 那裡,收到了一百萬蘭特的大學補助金與支出補助,但今年只收到八萬。他說這意味著他必須回絕一些很有前途的博士生,這可是有悖於想增加博士畢業生的國家目標。
馬猶西是個臨床研究員,因此可以從美國國家衛生院,以及並不隸屬於科技部的南非醫學研究委員會,另外獲得補助金。但是縱使研究者很感激能得到這些補助(南非在二○○七年,有將近百分之十一的研發補助資金來自國外),倚賴外國資金卻意味著他們必須遷就其他國家設定的目標,調整其研究優先順序。
教育遺毒
招募博士生的困難點,可以追溯到種族隔離教育體系遺留下來的廣泛問題。如今僅佔南非人口百分之九的白種人,在種族隔離時代得以就讀資金較充裕的國立學校,而佔人口百分之九的混血人種(在南非通常稱為有色人種),百分之二的印地安人,以及百分之八十的本地非洲黑人,卻無法就讀這些學校。理論上從一九九四年開始,南非政府就已承諾會確保「黑人」(一般用來通稱種族隔離政策下,所有不是白人的人種)進入高等教育與研究體系的管道暢通,但結果卻是困難重重,特別是在科學方面。
各人種參與高等教育的比率,仍然有著顯著的種族差異。二○○六年,南非十八歲到二十四歲的青年,參與高等教育的人種比例,白人有百分之五十九,印地安人有百分之四十二,但是有色人種僅有百分之十三,而非洲黑人僅僅百分之十二。雖然 NRF 很驕傲地宣布說,他們在二○○八年贊助的博士生裡,有超過一半是黑人,但卻拒絕揭露其中有多少攻讀科學或工程。
種族隔離時代的許多黑人學校,根本沒有提供數學與物理科學給學生攻讀,起初是政策使然,後來則是由於缺乏師資。然而令人悲傷的事實是,經過十六年的民主政體洗禮後,黑人與白人學校的畢業生,在數學與物理科學等科目的成績,好到足以就讀大學科學課程的比例,這些年來並沒有顯著的提升,部分原因在於訓練、招募這些科目師資的努力,皆以失敗收場。
許多數學與科學成績很好的畢業生,都沒什麼時間進行研究,他們都被醫學、工程和商業等更有利可圖的領域吸引去了。在羅德斯大學擁有研究職位的海洋生物學家麥克奎德 (Christopher McQuaid) ,就無法將他手上的大學獎學金都給南非的研究生,一半的研究生是從非洲其他國家或海外來的。他說值得贊助的黑人學生特別少,而且他們受到家庭壓力,要他們去找工作,因此經常半途而廢。
教職員人種的轉換過程情況更糟,各大學試著留住有才華的黑人教職員,但他們經常為了較高的薪水,轉往公家機關或私人公司。 在NRF各個領域中,一千九百二十二名「評比有分」的研究者裡,只有百分之十六是黑人。
曾經在前政府擔任教育部長的潘朵,很清楚南非科學研究所面臨的問題,沒有透過學校體系的徹底改革,是無法解決的。她承認政府對於挹注科學委員會不夠關心,也堅稱並未放棄增加研究職位的目標。她甚至說她認為兩百一十個研究職位其實並不夠,她打算繼續遊說財政部撥款補助。她在執政黨內有多少份量,等祖瑪總統政府在二月底,首次對國會提報出預算案,就可以看出了。
馬猶西對情勢依舊保持樂觀,但他也警告研究者不要掉以輕心。若不爭取資源就會完蛋,他說,「我們必須為安身立命而奮鬥,研究大業實在太重要,不能全交給政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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