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牙銳爪的危機與美麗 (I)

利牙銳爪的危機與美麗 (I)
知識通訊評論第96期

盜獵和開發，使得非洲政府的野生動物保育工作屢屢受挫，不過結合狩獵經營者、資金雄厚的保育人士與當地農民的新模式，可望帶來曙光。

今年七月裡，南非克魯格斯多普（Krugersdorp）自然保護區內最後一隻母白犀牛慘遭獵殺，只留下年幼犀牛自力更生。保護區主任摩斯特（Japie Mostert）表示，盜獵者選在夜晚犯案，在母白犀牛身上施打麻醉針，然後將犀牛角鋸斷取走，母犀牛因失血過多死亡。類似的事件也發生在肯亞私人保護區。肯亞野生動物局保育人員成功追捕凶嫌歸案，發現盜獵者身上除了牛角，有八千五百美元前金，事成貨到，還有後謝可拿。重約七公斤的犀牛角，估計市值可達二十五萬美元。

《經濟學人》最近一篇專文指出，非洲犀牛總數已從一九七○年代約六萬五千隻，减少到目前一萬八千多隻。在非洲東部，一九一○年代美國老羅斯福總統造訪時有三十萬隻，現有銳減至兩千隻左右。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南非白犀牛列爲瀕危動物，其他地區的白犀牛則列爲瀕絕動物，其數量目前僅存不到十隻。目前北方白犀牛僅剩八隻，均受到圈養。剛果野外的少數幾頭，已數年無人目擊，恐已遭不測。為全力挽救這個瀕臨滅絕的物種， 今年年初捷克Dvur Kralove動物園把四頭白犀牛運往肯亞Laikipia保留區裡的Ol Pejeta保育處。鑑於市場需求居高不下，為徹底防堵盜獵，Ol Pejeta保育處不僅裝有電網鐵欄、雇用武裝警察保護，並已將四隻白犀牛的牛角取下。

犀牛角以其藥用價值聞名，被譽為靈丹妙藥。磨犀牛角磨粉治病的習俗，在中東和遠東地區由來已久。由於犀牛角含有類似頭髮濃縮角蛋白纖維的成份，相傳具有緩解疼痛、清熱排毒的效果，對於重症病人與老年人尤其有效。全球老年人口持續增加，犀牛角需求日益旺盛，其中又以華人地區市場為最。在中東地區，犀牛角則是青年小夥子傳統的自衛、禦敵武器和隨身裝飾品。一把精製的犀牛角匕首，要價可達一萬二千美元。

目前全世界每五種犀牛中就至少有四種是瀕危物種，使用與販售犀牛角無異於使瀕危動物更添威脅。儘管一九九三年起，中國就取消了犀牛角的藥用標準，並且明令禁止犀牛角的進出口與使用，華盛頓公約亦將其列為禁藥，犀牛的命運並未因而扭轉，反而因取得不易，身價水漲船高。世界頂級名模艾麗麥克弗森（Elle Macpherson）今年七月接受美國《時代週刊》採訪，便聲稱服用犀牛角粉排毒養顏。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全球保育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及旗下的野生物監測網—野生動物貿易調查委員會（TRAFFIC）二○○九年公佈的保育研究顯示，為滿足來自亞洲國家日益增長的犀牛角需求，世界各地盜獵事件的發生率，已創下十五年來新高。二○○○年到二○○五年間，非洲國家總數一萬八千隻犀牛，平均每個月有三隻遭到非法捕殺，現在一個星期内則有兩至三隻犀牛遭盜獵。南非庫格斯多普保護區官員表示，去年南非共非法盜獵了一百二十九隻犀牛，今年盜獵情况更猖獗，已有一百三十六隻犀牛被殺、牛角被取。根據市價計算，犀牛角每盎司要價超過黃金，去年底已達高達一千六百一十美元。

非洲的人口並不算稠密，產生的汙染也相對有限，平均每人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僅一公噸，是美國的二十分之一。然而，受限於缺乏效率的採集耕種方式，又缺乏足夠資金發展永續開發技術，非洲生態系統因而受累。位於舊金山的自然資源數據分析公司全球足跡網絡指出，一九六○年至今，非洲每人平均生物承載能力（biocapacity）已經減半。此外，農地與水源的不足，使得小農戶必須伐林燒林作耕種之用，設置的鐵網、使用的化學殺蟲劑也日益增加，不僅使原有豐富的生態樣貌，轉變為單一的人類農耕活動，同時也侷限了野生動物狩獵、採集與遷徙的範圍。由於大型貓科動物所需活動範圍較廣，受到農地擴張的影響也最大。

獅子滅絕?

獅子保護基金會表示，非洲獅數量已從一九五五年的四十萬隻，銳減至目前的兩萬隻。非營利野生生物保護組織Wildlife Direct學者李基（Richard Leakey）也指出，肯亞許多獅子死於誤食含劇毒加保扶（carbofuran）殺蟲劑的動物屍體，該殺蟲劑受到當地農民廣泛使用，是種保護作物的簡易方法，他試圖遊說政府機關禁止該殺蟲劑的使用。肯亞野生動物局則提出警告，除非採取緊急和果斷的措施，如果按照目前的下降速度，肯亞的獅子在未來二十年將消失殆盡。

《經濟學人》引述Ol Pejeta保育處處長凡恩（Richard Vigne）的看法，強調生物具有繁衍的能力，因此完全滅絕的斷言可能言過其實。Ol Pejeta保育處獅子的數量，已從一九八五年的兩隻，繁衍至目前已達五十五隻，另外三十五隻是基於數量管制的原因而被殺。整體而言，人類繁衍的速率仍大於其他生物，非洲人口二○五○年預估將增加一倍到二十億。想要維護非洲的生物多樣性，就必須先突破既有保育觀念上的窠臼。

傳統的保育觀念，著眼於「保護與養育」。思考相關議題時，為了經濟發展所需、或金錢利益，而獵殺野生動物、剝奪其生存權，必然遭到強力撻伐。這種邏輯，使得保育策略陷入官兵捉強盜模式，只能被動攔阻、圍堵，成效十分有限。因此，了解經濟因素在保育工作上的影響力，就是擺脫窠臼重要的一步。

《經濟學人》以肯亞馬賽馬拉（Masai Mara）保護區的Koyiaki牧場為例：由一九五○年至今，馬賽族人的房舍已從四十四間，增加至兩千七百三十五間，居民數量的成長，帶來了更多的牛羊等家畜，也使原有的天然植被及水源，難逃破壞殆盡的命運。然而這些家畜是馬賽族人賴以維生的全部，其奶水、血液以及象徵的名望與歸屬感，都與馬賽族的文化及經濟生活緊密連結。相較之下，原生的長頸鹿就沒有什麼價值。Koyiaki牧場外圍的區域，已全改為商業農作田，更不利長頸鹿生存。空測調查顯示，長頸鹿的數量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已經消失了百分之八十。

野生生物保護協會坦尚尼亞地區主任、生物學家戴文波特（Tim Davenport ）指出，自然保育牽涉的面向很廣，經濟、政治因素扮演的角色遠比想像中重要，若無法具備這種認知，進一步將地方的成本與利潤等觀念納入保育規畫中，生物多樣性的持續喪失將無法避免。

德國環境經濟學家克魯格（Wolf Krug）與加州蒙特雷國際學院保育管理學家蘭赫茲（Jeff Langholz）均主張私人部門應該進場，並於二○○三年國際自然保護聯盟會議中，提出有關私人保護區的十年改善擴充計畫。蘭赫茲認為，當政府無法完整涵括所有保育區，或因為政府缺乏資金、政治意願等因素使保育工作受阻時，私部門便可成為互補的力量。克魯格則指出，私人管理機制，可以有效掌握生物多樣性的經濟價值。對於部分動物權組織推動的禁獵活動，戴文波特與克魯格感到十分憂慮，因為這種策略會使保育動物的價值下降，民眾參與保育工作的意願也會心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