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那一年的選舉 (3)

Posted on 2009/08/23 in 知識通訊評論, 社會與文化, 科技報導 with 尚無留言 2,402 views

中研院，那一年的選舉 (3)
知識通訊評論第81期

一九四八年最年輕的院士陳省身

美中不足

雖然這八十一名院士“足以代表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但也並不是完美的。夏鼐曾溫和地批評說：“中研院的所長和專任研究員，因為‘近水樓臺’的關係，他們的工作和貢獻，院中同人自然比較熟悉。又加以人類到底是感情的動物，朝夕相處的熟人之間多少有點‘感情’的關係。所以同等成績的學者，也許是院內的人比較稍佔便宜。”

而中研院時任院長朱家驊的當選更遭到訾議。時任北京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校長楊鐘健回憶說，地質學當選的六名院士中，“獨朱對於地質方面的工作太少。然因別的原因（推進工作有功）而當選。此事為許多人不滿”。時任清華大學農學院院長的湯佩松幾十年後回憶說：“至今我仍未得到一個問題的答案；個別院士是怎樣被‘遴選’進來的？並且又如何‘當選’為第一任院長的？”

張劍認為，朱家驊僅有兩篇博士畢業時代的論文，且以“研究家”名義當選院士，自然招來非議。

通過考察可以發現，以主持學術機關當選院士的有朱家驊、姜立夫、李書華、葉企孫、周仁和袁貽瑾等人。

在《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錄》的著作目錄上，姜立夫只有一九四五年發表在《科學記錄》上那篇用矩陣方法改寫並發展了圓素和球素幾何學的論文。李書華的著作也僅有一九二二年發表的兩篇論文。葉企孫的著作分別為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發表的兩篇論文，都是學生時代的成果，回國後“即不研究特別問題”了。周仁亦僅有一九一五~一九三七年間發表的三篇文章。袁貽瑾的論文僅五篇，相比其他醫學家如陳克恢的兩百二十五篇論文，實在有點少。

“這些院士的學術成就和當時的國際水準還是差很遠的，他們的貢獻主要也是作為國內該學科的奠基人，比如葉企孫，要求有很高的學術成就也不現實。”王揚宗告訴《科學新聞》說，“但畢竟是通過嚴格的民主程序選舉的，在國內學術界至少得到了承認，而且相對比較集中，以從事科教領導崗位當選的畢竟是少數。以後就不是這樣了，五五年學部委員就是通過推薦和協商選出的，沒有科學界的評議，其中還有不少學部委員是派到科教部門工作的黨政幹部。”

最後晚宴

在嚴濟慈的回憶中，一九四八年九月，遼瀋戰役已經打響。在炮火紛飛中，嚴濟慈從北平經天津坐船到了南京，參加二十三日舉行的中研院院士會議。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紀念會暨第一次院士會議”在南京雞鳴寺中研院禮堂開幕。至少四十九名院士出席了開幕式。蔣介石、何應欽等政府要員，張伯苓、吳貽芳等教育界名流也參加了開幕禮。為求節約，整個會場佈置簡樸，連鮮花都未擺設，雖然天氣陰雨，亦不開燈。

年齡最大的張元濟和聲望最著的胡適作為院士代表相繼發言。張元濟的講話給嚴濟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嚴濟慈回到昆明的家中還向家人稱讚張元濟的“直率”。八十三歲的張元濟在學界威望甚高，講話自然有很重分量，他說，“倘若再打下去，別的不用說，我恐怕這個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關門。”

這番話使在場的何應欽等國民黨要員相顧失色。會後，胡適忍不住抱怨說，“菊老，今天大家在做喜事，你的發言未免說得太煞風景了。”

一向溫和的胡適則在發言中對眾人說，“不是我們掛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紀也靠自己成績吃飯，而不繼續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學術界的養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勵後一輩。我們可以夠得上作模範，繼續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敗。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們院士中，年紀最輕的有兩位算學家，也是四十歲的人了。我想我們這一點經驗方法已經成熟，可以鼓勵後一代。再即希望以後二十年，二百年，本院這種精神發揚光大起來。願互相勉勵。”

多年之後，嚴濟慈講起自己參加院士會議的經歷；會議期間，蔣介石在總統府請大家吃飯。到總統府去時，前面是幾部小車，我們這些院士坐大卡車。我們在車上開玩笑說：“大人坐小車，小人坐大車。”

是日晚八時，蔣介石在總統府官邸宴請全體院士。晚宴“極簡單而精緻，但五十歲以下人均覺不能果腹”。宴會時間不長，至九時一刻即散。

臺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考古學家石璋如後來回憶，“當時在研究院辦了很熱鬧的慶祝活動。上午開會，晚上就請吃飯，從總辦事處到地質研究所前頭的空曠處，桌子一路排開，放上酒跟點心，夜裏燈火通明，稱作遊園會。剛開始的時候人很多，愛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氣不巧，打了響雷下起了陣雨，大家就集中到總辦事處的演講大廳去了。”

在這新舊政權的更迭之際，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國民政府，在軍事戰場外，都對中國學人展開了爭奪。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傅斯年制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畫”。中國共產黨也通過地下黨等途徑展開爭取。

嚴濟慈回憶；“開完院士會，我立即動身去了昆明。當時確有很多人跑了，有的去了臺灣。如果國民黨找到我，我也脫不了身。”嚴陸光說，那時已是一九四九年的年初，北平已經解放，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哥哥嚴又光意外地遇到了多年不見的舅舅張宗麟。張宗麟時任北平市軍管會教育接管部副部長。他對我哥哥說，“趕快打電報叫你父親回來。”父親接著哥哥的電報，看到“麟舅盼晤”四個字，馬上從昆明到香港，在香港等了一個多月後，坐船轉道仁川、天津，隨後到了北京。

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海祁齊路的在君館，中研院將南京和上海各研究所的人員、儀器、圖書等集中起來準備搬遷至臺灣。四月二十四日，院長朱家驊召集院務會議，在會議席上，中研院的成員同意了遷台的決議。但僅僅在會後不久，情況就發生了改變，許多研究所拒絕遷台。在動員未果的情況下，朱家驊於二十五日乘飛機離開上海，飛往臺北。

國共局勢急轉直下。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人員、圖書、儀器等最終留在了大陸，成了新中國發展科學事業的基礎和重要力量。而在中央研究院的八十一名院士中，遷至臺灣的僅有淩鴻勳、林可勝、傅斯年、董作賓、李濟、王世杰、吳稚暉七人，在國外的有陳省身、李書華、趙元任、汪敬熙、胡適、吳大猷等十二人，其餘五十餘人（除薩本棟等人去世外，）均留在了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