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那一年的選舉 (2)

中研院，那一年的選舉 (2)
知識通訊評論第81期

南京雞鳴寺路中研院

選舉籌備

院士之議由來已久。蔡元培在最初籌備中研院時就計畫特設名譽會員和外國名譽通訊員，“其職權雖不盡如院士之重要，但重視學術專家及國家學院制度，實出一貫”。其後由於沒有充分的人才基礎以及抗戰的影響，只好以一九三五年設立的評議會作為過渡。

進入二十世紀四○年代中期，中國國內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等各個研究所以及各個高校的相繼成立，各個基礎學科已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出現了一批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的科學家。加之抗戰結束，百廢待興，選舉院士、建立院士制度的提議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一九四六年十月，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三次年會作出了舉行第一屆院士選舉的決議。

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五月，隨著《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規程》的發佈以及選舉籌備會的成立，院士選舉進入程式化操作階段。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院士候選人的提名在全國展開。選舉籌備會給南京、北平、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成都等地報社寄發《院士選舉籌備會通告》，請報社在頭版連續刊登三日。東北大學、雲南大學、山東大學、唐山工學院、中國地質學會、靜生生物調查所等五十個機構積極回應。

正式提名結束後，選舉籌備會於八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十三日連續召開了四次會議，按照《選舉規程》對各方提名進行嚴格的初審，結果在所提的五百一十人中，刪掉了一百零八人，將剩餘的四百零二人再提交給評議會。

在刪除的人選中，不少是因為提名者沒有遵行《選舉規程》的規定。在一份提交給評議會的材料中記錄了西北大學、交通大學等高校的教授因“一人投一科以上的票”而將其選票“均暫作廢”，並註明“按照本會選舉規程第四條之規定‘每一教授不得投一科目以上之票’”。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評議會第四次年會召開，審議四百零二人的大名單，最終議決一百五十名院士候選人。《選舉規程》曾對院士的選舉資格作出規定：其一，對所習的專業有特殊著作發明或貢獻；其二，專業學術機關領導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績卓著。二者符合其一，即可當選院士。而候選人的學術水準，則是評議會尤其要考察的。

學問為大

但學術也許不是唯一的標準。在日偽機構任職者，不管其學問多高也一律被排除在外。原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薩本鐵因曾在日據北京大學當過化學系系主任而被除名就是一個例證。在此前的投票中，薩本鐵與高崇熙、黃子卿、孫學悟三位元化學家並列化學組第三位元。

除了出任偽職，政見不同也是一個“危險”因素。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的會議中，針對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郭沫若能否當選院士就發生了激烈的辯論。

胡適

有人認為郭沫若同情共產黨，其罪過更甚，理應予以刪除。此時，同為考古學家的夏鼐認為此事關係重大，遂不顧自己列席者不能參加討論的身份，起身為郭沫若辯護，“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學術之貢獻為標準，此外只有自絕于國人之漢奸，應取消資格。至於政黨關係，不應以反政府而加以刪除。”鑒於雙方分歧很大，最後決定以無記名方式表決。結果人文組的十三票對八票，仍將郭沫若列入了候選人名單。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遠在美國芝加哥的考古學家董作賓寫信給胡適，“春間中研院選院士，您必出席，關於考古學方面，希望您選思永或沫若，我願放棄，因為思永在病中，應給他一點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這是早想托你的。”

董作賓在抗戰前曾無條件將殷墟新發掘的著名的大龜四版拓片送與郭沫若研究，不料郭卻搶先發表，兩人遂起芥蒂。

“此時他向胡適推薦郭，自然不知道胡適雖與郭政見不同，但依然站在學術公理的立場上支持提名郭當院士。”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羅豐說。

意味深長的是，郭沫若當選中研院院士後，則拒絕接受學術界這一最高榮譽，他並不知道這背後許多人為他的當選所作的努力。

“不僅對於院外的人士不存在政治偏見，即使是對於院內的，如果覺得學術水準不夠，也不予選舉，這種寧缺毋濫的態度是真正貫徹始終的。”郭金海說。

作為中研院評議會的評議員，中研院天文所專任研究員兼所長張鈺哲、中山大學教授張雲及在加拿大的天文學家余青松三人，本來具有“先天”的優勢，但會議認為此三人的學術水準尚不足與院士稱號相稱，最終決定天文學空缺，暫不提候選人。

胡適作為人文組的召集人，不但主持會議，十六日晚更是連夜趕寫人文組院士候選人“合格之根據”，一直持續到淩晨四。評議會連續召開，討論十分激烈，最後敲定的名單在十七日晚七時公佈。

新科出爐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研院於政府公報和京滬各大報，公告了最後候選名單及每位候選人所治之學科或事業著述，並在發表公告後的四個月內歡迎各界人士提出批評及建議。候選人的公佈，引發了不少學者的關注。

時任北大化學教授的袁翰青認為，北平研究院化學研究所研究員紀育灃“在化學界雖為前輩，亦偶有論文發表，但所發表之論文均無創見……國內類似紀先生為院士，恐既不能使國內化學界心服，亦不免使國際化學界訝異也！”王和夫揭發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馬文昭的數篇文章“皆其技術員、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寫”，並說“評議員林可勝及吳憲二先生熟知此人，可請其作證”。紀育灃在普選中僅得一票，在接下來的四次補選中，一次得到一票，其餘三次均得零票；而馬文昭在普選中僅得一票，四次補選均得零票。

遠在美國的傅斯年也不甘寂寞，親自寫信由夏鼐轉交給中研院總幹事薩本棟，信中說：“候選人中確有應刪除者，如劉文典（時任雲南大學文史系教授）君，劉君校《莊子》，甚自負，不意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員王叔岷君曾加檢視（王君亦治此學）發現其無窮錯誤。更有甚者，彼曾為（雲南）土司之賓，土司贈以大量煙土，歸來後，既吸之，又賣之，於是清華及聯大將其解聘，此為當時在昆明人人所知者。今列入候選人名單，如經選出，豈非笑話？學問如彼，行為如此，故斯年敢提議將其自名單除去。”由於傅的舉報，劉文典在接下來的五輪投票中，得到五次零票。

但傅斯年同時要求醫學加入戚壽南（時任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和沈克非（時任上海醫學院教授）、農學加入農學家謝家聲的提議卻被評議會拒絕，理由正如夏鼐回復給傅斯年的信中所說的：“惟依章程，不能於候選人名單以外添人，故戚壽南先生等，無法加入。”

“依傅斯年在學術界的威望，他固然可以舉報，但卻不可在候選名單外推薦，足見評議會辦事是何等的重視規則。”郭金海說，“正是由於評議會嚴格按照選舉規程操作，才真正實現了院士選舉的公平與民主。”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開的評議會第五次年會，經過分組審查、一次普選和四次補選，最終確定了八十一名中央研究院的首屆院士。而所有的候選人必須經過五分之四投同意票才可當選，即二十五名評議員中需要得到二十名評議員的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