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那一年的選舉 (1)

中研院，那一年的選舉 (1)
知識通訊評論第81期

一九四八年的那次院士會

一九四七年初夏，完成參與北京大學復校工作，拖著疲憊身軀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去美國醫治高血壓。此時，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提名工作已經在全國展開。六月二十日，憂心忡忡的傅斯年不遠萬里給北大校長胡適寫信，信中說「天下大亂還要選院士，恐怕難以成功，這事問題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臺」，但「大家不聽」，也只好抱著「竭力辦得他公正、像樣，不太集中，以免禍害」。

傅斯年的擔心並非沒有道理。隨著戰火的蔓延，誰還有心思選院士？胡適召集北京大學「教授會」，討論發展，大家談的卻都是吃飯，歷史學家向達起身說：“我們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畫？十年二十年後，我們這些人都死完了。”

但結局卻是出乎意料的順利。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中研院正式公佈了八十一名院士的名單，最長者為八十三歲的吳稚暉，最年輕的是三十七歲的陳省身。二○○四年十二月，當年最年輕的院士陳省身駕鶴西去，而現今唯一健在的首屆中研院院士貝時璋也已是一百零五歲高齡了。如今，這批在戰火硝煙中產生的院士正漸漸地淡出人們的視野。

“從中央研究院院士到解放後的學部委員，再到後來的院士，我們似乎是繞了一個大彎才漸漸地回過神來，重新撿起我們以前曾義無反顧地拋棄掉的那些東西。”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揚宗說，“而這些本該尊重的傳統和堅守的原則，在一九四八年的那次選舉中就有了。”

院士之議

七十五歲的中科院電工所嚴陸光院士在北京中關村的寓所對《科學新聞》講述自己的父親、物理學家嚴濟慈第一次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情形。“我當年也只有十幾歲，和家人住在昆明的黑龍潭。四八年九月，父親從北平到南京參加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會後，他特意由南京到昆明和我們團聚。嚴陸光說”平時一向少言寡語的父親在談到首屆院士會議的時候卻顯得十分高興。
嚴濟慈和中研院的關係要追溯到一九二八年中研院成立之初。那時，剛剛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歸國效力僅一年的嚴濟慈就當選為正在籌備中的中研院評議會評議員候選人。只是那一年的評議會因為“關係複雜，牽涉太多”終究未能成立。

誠如院長蔡元培所說，“對於向我們諮詢專門問題的人，我們當然有指導的責任；對於在學術界有重要發明或貢獻的本國學者，我們有時亦認為有獎勵的義務；對於和我們志同道合的研究機關，我們更覺得有聯絡的必要。”為擔當“諮詢、聯絡、獎勵”任務，中央研究院組織法規定需成立評議會，“為全國最高學術評議機關”。

一九三五年六月，在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的推動下，評議會正式成立。而在同時當選的四十一位評議員中，包括了來自高校和學術機構的聘任評議員三十人以及由中研院院長和所長組成的十一位當然評議員。

“首屆評議員主要由學者組成，代表了當時學術界的最高水準，官僚在其間並不佔據重要位置，這樣他們的決策可以真正代表學術界，不至於僅僅成為政府的‘傳聲筒’。”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張劍分析道，“雖有王世杰（時任外交部長）、朱家驊（時任行政院教育部長）這樣的純粹官僚，但王世杰的法學、朱家驊對地質事業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

評議會成立後，當年的《科學》雜誌發表社論說，評議員“除極少數非科學家外，餘皆為吾國科學界各方代表人物，極一時之選，評議會既告成立，實為該院最高策源機關，斯不僅關係該院前途之發展，亦吾國科學史上值得記載之一件大事”。

事實上，在院士會議舉行之前，評議會一直是中央研究院最高的決策機構，而在首屆院士的選舉中，“評議會和評議員無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郭金海說，“良好素質的評議員和能代表科學界意見的評議會為院士成功選舉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選舉十五個籌委會委員，由評議員以通信投票的方式產生，分數理、生物、人文三組，每組五人，當選者需得到全體評議員半數以上的投票。一九四八年四月，第一屆院士產生，此後每屆的評議員都須經院士會議由院士投票方可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