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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報報】當科學家遇上新聞記者

Written By: admin on 六月 8, 2011 5 Comments

媒體素養電子報 2011電子報

文/蔡明燁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專欄小語】

近來台灣傳出「王老師」在部落格中預言末日強震,而主流媒體居然抓住這個小道消息不斷製造話題,逼得各大政府機構出面說明與澄清,在越描越黑的情況下引起了民眾一片恐慌,甚至有長期罹患憂鬱症的老翁擔心到跳樓自殺的新聞傳出!怎不教人為台灣民眾媒體素養的欠缺,以及大眾媒體科技素養的低落而痛心疾首?正如中正大學副教授黃俊儒所說的,「王老師」的雪球會越滾越大,媒體的操作及推波助瀾是整個事件的始作俑者。那麼其他國家又是如何看待媒體素養和科技素養之間的關聯呢?

科學新聞成為媒體新寵兒

 

一般而言,媒體素養有四個重要面向:接近使用媒體的能力(access)、對文本的分析能力(analysis)、評估能力(evaluate),以及產製媒體內容的能力(production)。近年來歐美各國極力提倡培養公民社會對科學的公眾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使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s)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加強科學傳播的方法之一,便是要鼓勵科學家與大眾直接對話,提升科學家產製媒體內容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增強科學家的媒體素養。

 

就這方面來說,英國這兩年來有很大的斬獲,除了網羅越來越多年輕一輩的科學家在全國性電視頻道上現身說法,製作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科學節目之外,筆者在這篇文章裡想要介紹的,則是科學家對新聞記者的主動反擊,使科學新聞的品質本身開始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 英國的「糟糕的科學」 成為剖析醫藥常識先鋒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衛報》(The Guardian)從2003年起開闢的「糟糕的科學(Bad Science)」每週專欄,主筆是一位年輕的醫生,叫做班‧高德艾科(Ben Goldacre)。

 

高德艾科的筆法既幽默風趣又單刀直入,他顯然對主流報章雜誌和廣播電視上的科學性報導積怨已深,因此在這個每週專欄裡,他對各種錯誤、偏頗、誇大、不實的科學,尤其是醫藥新聞、廣告、電視節目都會指名道姓地尖銳批判,即便是《衛報》的記者與編輯,或者是身為廣電界龍頭老大的英國廣播協會BBC,都吃過他的苦頭!高德艾科堅信,錯誤的醫藥/保健報導有可能嚴重危害社會安全與大眾健康,不可不慎,雖然他認為大部分的英國媒體並無太大問題,但這卻不表示媒體主管或閱聽人就應該懈怠。他認為在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社會,所有公民都應該具備科技素養,而因為大多數人離開學校之後,大眾媒體便成了他們主要的科學知識來源,因此凡具有這方面專業背景的人們更應該提高警覺,以服務社會為己任,幫助民眾提升科技方面的媒體素養。

 

「糟糕的科學」專欄推出之後激起了廣泛的迴響,而熱情洋溢的高德艾科也在讀者的鼓勵下,開始在《衛報》的紙版與電子版專欄之外主持「糟糕的科學」論壇、部落格、Twitter,吸引了大批粉絲,並將歷年來在專欄上討論過的重要選題──包括什麼是科學態度和邏輯思考、學校教育和課堂上的迷思、各種化妝品廣告、非正統醫療產品等,重新篩選、匯整、增訂、改寫之後,在2008年結集出版了《糟糕的科學》(Bad Science)一書,造成偌大轟動,不僅高居亞瑪遜網路書店的十大暢銷書排行榜,還入圍了2009年的BBC山姆爾‧強森非小說獎(BBC Samuel Johnson Prize for Non-Fiction)。

 

其實,「糟糕的科學」專欄本身固然樹大招風,樹敵無數,但也備受科學界及媒體界的雙重肯定,包括高德艾科在2003年所寫的<別提證據了!>(Never Mind the Fact)一文,以及2005年的<別把我當傻瓜>(Dont Dumb Me Down),前者強調英國媒體大肆渲染MMR預防針導致自閉症,完全是誤導民眾,卻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因為很多父母親開始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注射MMR 疫苗,造成了德國麻疹近年來在英國有復甦的趨勢;後者旨在討論為什麼英國大眾媒體中所再現的「科學」,通常只有三大類型:1)荒謬奇事型,如某某科學家指出外遇的機率取決於先天基因,諸如此類;2)製造恐慌型,如MMR和對基因改造食品(GM food)的報導皆為此例;以及3)創新突破型,例如誇大某某科學機構已經找出某種病因或發明某種新藥,不日內某某病症的治療即可出現轉機云云──良好的科學報導需要有前因後果,但許多媒體卻快刀斬亂麻,只顧眼前利,使科學新聞的品質日趨低落,因此高德艾科在文中呼籲媒體工作者切莫再把閱聽人當傻瓜,不斷製造糟糕至極的科學。這兩篇文章為高德艾科摘下兩座英國科學作家協會的最佳評論獎,他也曾在2006年獲得最佳醫療新聞獎。

 

自創「歐威爾新聞誤導獎」 倡導批判媒體報導精神

 

牛津大學的發展神經心理學教授陶樂絲‧碧莎珀(Dorothy Bishop)是高德艾科的忠實讀者之一,去年當她在報紙上發現一則與其學科領域相關的錯誤報導時,決定仿效高德艾科的精神,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創辦一個科學新聞獎,公開徵求當年度所有全國性的英文報紙中,對科學研究做出最錯誤的報導,她要在每年一月份頒發「歐威爾新聞誤導獎(Orwellian Prize for Journalistic Misrepresentation)」。

碧莎珀表示,雖然沒有人把這個獎項當真,但她在部落格上卻已收到同儕科學家的熱烈響應,因為長久以來,許多科學家都對主流媒體上的科學報導感到相當失望,一則具有深遠意義的科學新聞,往往在媒體為了追求聳動的前提之下被扭曲、縮水或放大,然後因斷章取義而演變成口水戰,再因口水戰而變成政治新聞、社會新聞或娛樂新聞,終致使原先的科學訊息整個被人誤解或遺忘。碧莎珀希望當科學家們能夠主動對新聞媒體做出反擊時,將能刺激新聞工作者更加自愛,提升科學新聞的品質

 

科技素養巧妙融合媒體素養 成功推廣全民科學

 

不過誠如科學傳播專家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所指出的,大部分的新聞記者並沒有想要擔起「科學傳播/教育者」的責任或自我期許,他們的工作本是要做即時性的報導,並且在各種訊息中找出它們和大眾社會、日常生活的關聯,以便將該訊息轉化成可吸收的文字/視聽產品傳輸給閱聽人。由於科學家和新聞記者的動機有基本上的差異,因此威廉斯認為科學家對大眾媒體可能永遠不會感到滿意。

 

在這波「科學家VS新聞記者」的論戰中,我們發現「科技素養」與「媒體素養」必須有更密切的接軌,才能真正推廣全民的科學(science for all),使公民社會得以對具有科學向度的重大議題(如核四爭議、基因複製技術對於道德倫理的挑戰等),做出決策上的貢獻,而這也是英國政府對科學傳播逐日重視的主要原因。

 

至於如何拉近科學家和媒體的距離,提升科學傳播的效能呢?高德艾科和碧莎珀的身體力行則是最佳典範之一,當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們開始懂得駕馭媒體、親近媒體,並樂於和社會大眾溝通、對話時,正如英國目前的電視/網路環境所展現的,科學報導無論在質、量及多樣性上,都已出現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好跡象。

 

回頭反思「王老師」預言始末,台灣媒體利用此一話題所再現的「科學」,則恰似高德艾科所歸納的「荒謬奇事」與「製造恐慌」類型的組合,難怪黃俊儒教授慨歎道:「台灣媒體這種假道學的監督社會方式,隨著王老師所出盡的洋相,說穿了,不過是大家所共謀合演的一場『便宜行事』的大戲罷了。」可見有識之士確實已注意到了問題的癥結,但是如果社會大眾一再允許主流媒體因媚俗取勝而每況愈下,台灣究竟有多少時間、又有多少社會資源是可以任意浪費在這種被刻意堆砌出來、可怕又無謂的假科學議題身上呢?從「王老師」事件中,反映出來的啟示之一,便是台灣社會對科學傳播的需求有多麼迫切,多麼需要培養出能夠理性面對媒體的科技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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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方塊: 第10期 當科學家遇上新聞記者

媒體素養電子報 2011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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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燁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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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小語】

近來台灣傳出「王老師」在部落格中預言末日強震,而主流媒體居然抓住這個小道消息不斷製造話題,逼得各大政府機構出面說明與澄清,在越描越黑的情況下引起了民眾一片恐慌,甚至有長期罹患憂鬱症的老翁擔心到跳樓自殺的新聞傳出!怎不教人為台灣民眾媒體素養的欠缺,以及大眾媒體科技素養的低落而痛心疾首?正如中正大學副教授黃俊儒所說的,「王老師」的雪球會越滾越大,媒體的操作及推波助瀾是整個事件的始作俑者。那麼其他國家又是如何看待媒體素養和科技素養之間的關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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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科學新聞成為媒體新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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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媒體素養有四個重要面向:接近使用媒體的能力(access)、對文本的分析能力(analysis)、評估能力(evaluate),以及產製媒體內容的能力(production)。近年來歐美各國極力提倡培養公民社會對科學的公眾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使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s)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加強科學傳播的方法之一,便是要鼓勵科學家與大眾直接對話,提升科學家產製媒體內容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增強科學家的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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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方面來說,英國這兩年來有很大的斬獲,除了網羅越來越多年輕一輩的科學家在全國性電視頻道上現身說法,製作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科學節目之外,筆者在這篇文章裡想要介紹的,則是科學家對新聞記者的主動反擊,使科學新聞的品質本身開始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l 英國的「糟糕的科學」 成為剖析醫藥常識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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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衛報》(The Guardian)從2003年起開闢的「糟糕的科學(Bad Science)」每週專欄,主筆是一位年輕的醫生,叫做班‧高德艾科(Ben Golda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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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艾科的筆法既幽默風趣又單刀直入,他顯然對主流報章雜誌和廣播電視上的科學性報導積怨已深,因此在這個每週專欄裡,他對各種錯誤、偏頗、誇大、不實的科學,尤其是醫藥新聞、廣告、電視節目都會指名道姓地尖銳批判,即便是《衛報》的記者與編輯,或者是身為廣電界龍頭老大的英國廣播協會BBC,都吃過他的苦頭!高德艾科堅信,錯誤的醫藥/保健報導有可能嚴重危害社會安全與大眾健康,不可不慎,雖然他認為大部分的英國媒體並無太大問題,但這卻不表示媒體主管或閱聽人就應該懈怠。他認為在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社會,所有公民都應該具備科技素養,而因為大多數人離開學校之後,大眾媒體便成了他們主要的科學知識來源,因此凡具有這方面專業背景的人們更應該提高警覺,以服務社會為己任,幫助民眾提升科技方面的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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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科學」專欄推出之後激起了廣泛的迴響,而熱情洋溢的高德艾科也在讀者的鼓勵下,開始在《衛報》的紙版與電子版專欄之外主持「糟糕的科學」論壇、部落格、Twitter,吸引了大批粉絲,並將歷年來在專欄上討論過的重要選題──包括什麼是科學態度和邏輯思考、學校教育和課堂上的迷思、各種化妝品廣告、非正統醫療產品等,重新篩選、匯整、增訂、改寫之後,在2008年結集出版了《糟糕的科學》(Bad Science)一書,造成偌大轟動,不僅高居亞瑪遜網路書店的十大暢銷書排行榜,還入圍了2009年的BBC山姆爾‧強森非小說獎(BBC Samuel Johnson Prize for Non-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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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糟糕的科學」專欄本身固然樹大招風,樹敵無數,但也備受科學界及媒體界的雙重肯定,包括高德艾科在2003年所寫的<別提證據了!>(Never Mind the Fact)一文,以及2005年的<別把我當傻瓜>(Dont Dumb Me Down),前者強調英國媒體大肆渲染MMR預防針導致自閉症,完全是誤導民眾,卻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因為很多父母親開始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注射MMR 疫苗,造成了德國麻疹近年來在英國有復甦的趨勢;後者旨在討論為什麼英國大眾媒體中所再現的「科學」,通常只有三大類型:1)荒謬奇事型,如某某科學家指出外遇的機率取決於先天基因,諸如此類;2)製造恐慌型,如MMR和對基因改造食品(GM food)的報導皆為此例;以及3)創新突破型,例如誇大某某科學機構已經找出某種病因或發明某種新藥,不日內某某病症的治療即可出現轉機云云──良好的科學報導需要有前因後果,但許多媒體卻快刀斬亂麻,只顧眼前利,使科學新聞的品質日趨低落,因此高德艾科在文中呼籲媒體工作者切莫再把閱聽人當傻瓜,不斷製造糟糕至極的科學。這兩篇文章為高德艾科摘下兩座英國科學作家協會的最佳評論獎,他也曾在2006年獲得最佳醫療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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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自創「歐威爾新聞誤導獎」 倡導批判媒體報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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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的發展神經心理學教授陶樂絲‧碧莎珀(Dorothy Bishop)是高德艾科的忠實讀者之一,去年當她在報紙上發現一則與其學科領域相關的錯誤報導時,決定仿效高德艾科的精神,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創辦一個科學新聞獎,公開徵求當年度所有全國性的英文報紙中,對科學研究做出最錯誤的報導,她要在每年一月份頒發「歐威爾新聞誤導獎(Orwellian Prize for Journalistic Mis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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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莎珀表示,雖然沒有人把這個獎項當真,但她在部落格上卻已收到同儕科學家的熱烈響應,因為長久以來,許多科學家都對主流媒體上的科學報導感到相當失望,一則具有深遠意義的科學新聞,往往在媒體為了追求聳動的前提之下被扭曲、縮水或放大,然後因斷章取義而演變成口水戰,再因口水戰而變成政治新聞、社會新聞或娛樂新聞,終致使原先的科學訊息整個被人誤解或遺忘。碧莎珀希望當科學家們能夠主動對新聞媒體做出反擊時,將能刺激新聞工作者更加自愛,提升科學新聞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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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科技素養巧妙融合媒體素養 成功推廣全民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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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誠如科學傳播專家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所指出的,大部分的新聞記者並沒有想要擔起「科學傳播/教育者」的責任或自我期許,他們的工作本是要做即時性的報導,並且在各種訊息中找出它們和大眾社會、日常生活的關聯,以便將該訊息轉化成可吸收的文字/視聽產品傳輸給閱聽人。由於科學家和新聞記者的動機有基本上的差異,因此威廉斯認為科學家對大眾媒體可能永遠不會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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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波「科學家VS新聞記者」的論戰中,我們發現「科技素養」與「媒體素養」必須有更密切的接軌,才能真正推廣全民的科學(science for all),使公民社會得以對具有科學向度的重大議題(如核四爭議、基因複製技術對於道德倫理的挑戰等),做出決策上的貢獻,而這也是英國政府對科學傳播逐日重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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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如何拉近科學家和媒體的距離,提升科學傳播的效能呢?高德艾科和碧莎珀的身體力行則是最佳典範之一,當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們開始懂得駕馭媒體、親近媒體,並樂於和社會大眾溝通、對話時,正如英國目前的電視/網路環境所展現的,科學報導無論在質、量及多樣性上,都已出現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良好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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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反思「王老師」預言始末,台灣媒體利用此一話題所再現的「科學」,則恰似高德艾科所歸納的「荒謬奇事」與「製造恐慌」類型的組合,難怪黃俊儒教授慨歎道:「台灣媒體這種假道學的監督社會方式,隨著王老師所出盡的洋相,說穿了,不過是大家所共謀合演的一場『便宜行事』的大戲罷了。」可見有識之士確實已注意到了問題的癥結,但是如果社會大眾一再允許主流媒體因媚俗取勝而每況愈下,台灣究竟有多少時間、又有多少社會資源是可以任意浪費在這種被刻意堆砌出來、可怕又無謂的假科學議題身上呢?從「王老師」事件中,反映出來的啟示之一,便是台灣社會對科學傳播的需求有多麼迫切,多麼需要培養出能夠理性面對媒體的科技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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