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報導〉走過受害的年代-科學月刊‧科學人

遠見雜誌<科月20>報導

作者:楊孟瑜  出處:《遠見》1990年1月號 / 第044期
1970年1月

一群留學生,要為家鄉做點事,他們選擇了「科學月刊」。二十年了,這份刊物走過政治陰影、社會衝擊、文化險境,他們的單純、樸實、理想,到底能給社會什麼?

當思考性刊物「文星」、「人間」相繼停刊的一年,一份冷門的科學雜誌正度過了二十歲生辰。

當學術界人士組織「澄社」,開始集體關心社會議題的同時,早已有一群教授跨校凝聚,默默討論及推動科學教育二十年。

這是「科學月刊」。

傻勁和理想的結合

遠從六0年代的美國,一群中國留學生憑著一股知識分子的傻勁和理想,引領著上百名前仆後繼、出而復入的參與者,奇蹟式的撐過「要害誰,就叫誰去辦雜誌」的年代,堂堂踏入九0年代。

一九六九年歲末,美國正是大雪紛飛,芝加哥大學研究生林孝信帶著「科學月刊」第零期試刊號,風塵僕僕趕到普渡大學。「我們談了很多,覺得大家都是留學生,雖然不一定有空長期投入,但可以輪流做。」當時在普渡大學深造、如今是台大化學系教授的劉廣定記得,首度深談後,就開始關心起這本以普及國內科學知識為使命的刊物。

在這之前,林孝信已經花了一年時間,利用假日穿梭美國東西兩岸,跑了十多個大學,尋找志同道合「要為家鄉做點事」的留學生夥伴。現在的知名教授如楊國樞、沈君山都紛紛加入創刊行列。

民國五十八年,剛由美國返台,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的李怡嚴則在國內奔波。木訥寡言的李怡嚴不時從新竹往返台北,一手提公事包,一手拿枝筆,奔走於各大公民營機構,苦口婆心地說明科學教育的重要,積極為「科學月刊」募款。

什麼原因使得異鄉遊子面對繁重的課業,仍然願意分心辦雜誌?什麼理由使得教授們開口向他人要求捐獻?

幾位「科學月刊」的元老對桌談論,答案就在於他們嚐過「欲探科學卻無門」的苦楚,以及一股「外國能,我們也能」的拚勁。

「我在小學就對科學非常感興趣,但是學習過程卻很挫折,」創辦人林孝信感受深刻,「因為我找不到讀物可以參考。」民國四十幾年,只有薄薄一本教育部辦的「科學教育」可聊供解饑;上了大學,也只能從外文書中去探求知識。

然而,「教授不夠好,畢業的學長又都留學不歸,」和林孝信是台大物理系同學,現在是「科學月刊」副社長的劉源俊深感不足和不平。到美國留學,所見所聞更令他們震撼,大學裡的圖書館、實驗室、科學刊物,水準都遠遠超過台灣。

自己做做看

這些年輕學子像海綿般拚命吸收的同時,也發現:「不能只羨慕人家,不能只批評國內,我們應該自己做做看。」

由熱誠、理想,到實際「自己做做看」的過程是艱苦的。

「剛開始很慘,連個窩都沒有。」現任「科學月刊」業務經理的辛鬱,描述當年編印試刊號的情景。稿件都在美國搜集,飄洋過海寄回台灣;在台灣的十幾名籌備人員四處遷徙,不時借台大心理系、數學系的教室開會討論,最後甚至擠到辛鬱位在光復南路的國宅住處,硬把十七坪的空間分掉一半來工作。

民國五十九年元旦,「科學月刊」創刊號正式出版,每本零售新台幣十元,第一版八千本銷到第三天就緊急補書,補印五千本又馬上被搶購,立刻再增印五千本。這群默默耕耘的推動者對社會的回響驚喜雀躍。

半個月內就湧進來訂戶一萬一千多人,四十多個大專院校和高中的學生,自願成為「科學月刊」駐校聯絡員。在六0年代台灣基礎科學教育荒蕪的土地上,「科學月刊」儼然注入一股清新活泉;而一種屬於知識分子「科學報國」的熱勁,也激勵不少青年學子。

「我唸北一女的時候,清大有幾位教授來學校介紹這份刊物,」當年是學生讀者,現在是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的金傳春表示:「我那時就驚訝,當大家都往國外跑的時候,居然有這麼一群人不為名、不為利的在做這些事。」前年學成返國的金傳春,自然加入「科學月刊」新生代的行列。

讓貧窮人家也訂得起

這麼一群人,成長在台灣貧窮卻樸實的年代,單純、專注,除了唸書,就是找一份理想貫徹下去,「我們比較書呆子,」是他們經常用以解嘲的自我形容。

為「科學月刊」寫稿沒有稿費(直到十年前才開始一千字有三百元稿酬),卻總是以「科月」稿件為第一優先;多是利用課餘義務工作,清大的李怡嚴還把正職的薪水拿出來貼補刊物;為求讓窮學生也買得起,當初創刊時就以一本五元的賠本價優待學生訂戶,「從小我家裡經濟狀況就是中下程度,我很希望刊物能夠普及,連貧窮人家也訂得起。」創辦人林孝信感慨的說。

「是這些精神使「科學月刊」活下來了,」受到「科月」影響而立志攻讀科學傳播,並曾擔任總編輯的政大教授謝瀛春指出。但是學者們業餘參與,不求企業化管理的組織,也使得這份刊物不可避免的面臨重重危機。

「我是光緒,你是宣統」

由於是書生聚合,並不善於經營,二十年來幾度銷售下降,存款用罄,差點停刊或讓售。民國六十二年,總編輯王亢沛移交給東吳教授劉源俊時,還曾戲稱:「我是光緒,你是宣統。」

民國五十九年底開始,海外「釣魚台事件」風起雲湧,更令「科學月刊」首度瀕臨搖搖欲墜的困境。在美國的留學生「保釣」正熾,稿源斷絕,「稿子沒有了,台灣慘死了,」當時的總編輯王亢沛至今記憶猶新。於是只好忍痛割捨,把刊物的重心自海外移回台北。

欣慰之外的挑戰

但是磨難並未消除。負責人林孝信等在海外參加「保釣運動」,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知識分子群聚的「科學月刊」也因此籠罩在政治陰影下。

情治單位行文各高中,不得訂閱「科學月刊」,學生訂戶也被教官三申五誡,原本定位「以高中到大一學生為主要對象」的「科學月刊」於是大受打擊,銷路及形象皆大幅跌落。

幾度衝擊,有人離開了,有人去而復返,也有人以「問心無愧」在互相砥礪中撐了過來。

當台灣走過七0年代,步向繁榮,不再無處覓刊物的同時,「科學月刊」元老們有一份欣慰,也有一波波新的挑戰。民國七十二年「牛頓」雜誌創刊,民國七十三年「科學眼」出現,新的科學刊物和外國合作,引進新的題裁和彩色精印,耀眼的包裝使得二十年樸實如昔的「科學月刊」頓時失色不少。

「《科學月刊》內容不夠活,比較枯澀。」就讀政大研究所的讀者柯勝文比較之下,頗為惋惜的說。

這群立志普及中國科學教育的學者,開始重新思考定位。「科月」的對象已不再強調是「高三到大一程度」,而是針對大學理工農醫科學生及科技從業人員,並且提出:「我們享受現代科學的成果,但是我們這個社會到底對現代科學有什麼貢獻?」現任社長張昭鼎表示。

二十年了,當年意興風發的青年才俊如今多了成熟,也有了滄桑。社會變遷似潮水般沖激著「科學月刊」,發行量從上萬份掉落到今天的三千多份,但那股「書生報國」的期許還是斷續吸引人才助其度過難關。近幾年回國加入的台大教授劉康克,扛起了總編輯大舵;商業鉅子何壽川也慨然捐出永豐餘大樓十多坪空間,作為「科學月刊」辦公室。

怎麼樣生存?

如今,不到一百頁的刊物,只有六位專職人員的團體,「真要對社會有什麼大貢獻還很遠,但重要的是凝聚一些人來為社會做些事。」金傳春認為是這種知識分子回饋社會的精坤,維繫了「科學月刊」二十年的生存意義。

但二十年之後呢?是要繼續風雨飄搖的生存,還是昂然挺立邁進九0年代?是「科學月刊」和這個社會要共同迎擊的實驗題。

活讀書的苦行僧

一觸從小就喜歡唸書的宜蘭鄉下小孩,因為愛好科學,在海外飄泊了十多年。

他叫林孝信。擁有的頭銜是「科學月刊」創辦人、「保釣運動」活躍分子、黑名單人物,以及書店老闆。

許多參與「科學月刊」的人,提到這位頭頂已禿、髮絲披散,狀似苦行僧的刊物催生者,都不禁點頭稱讚:「他是一個特別的人。」

「科學月刊」代表的研究和服務精神,正是林孝信的個人特質。

有與趣就徹底研究

六0年代,同為台大學生的林孝信、鐘源俊和曹亮吉一起到花蓮玩,站在車站前,林孝信問同伴:「台灣的火車頭有幾種?」他們答不出來,林孝信隨即滔滔不絕的說明台灣的火車如何分類、如何分辨火車頭……。

「這是他活讀書的地方,有興趣就去徹底研究,」如今已是台大數學系教授的曹亮吉印象深刻。

在台大圖書館參考室裡,學生多半是帶教科書去唸,唯獨物理系的林孝信把教科書擺在桌上,仔細讀的是參考室裡的書。有一次碰到圖書館系的同學來了,他還熱心跑上前,告訴他們參考室應如何安排比較好。

到了大三,他聯絡了師大、清大的同學,替新生報主編「中學生科學週刊」,開始他為科學教育扎根的工作,一直到入伍當兵。

這樣一個喜歡研究學問、熱心服務的人,卻在美國硬生生被斬斷了攻讀博士之路,甚至差點無處棲身。

由於籌辦「科學月刊」時四處奔波打下的留學生聯絡網,一九七0年「保釣運動」時,林孝信成為領袖人物之一,他也因此被撤銷了,中華民國護照,不願拿美國綠卡的林孝信,頓時成了「美國黑戶」。沒有身分,也不能工務,一個壯志勃發的青年學子就此飄零異鄉,靠朋友接濟度日。

為家鄉做點事

「我不是沒有沮喪過,更害怕連累了科學月刊,」笑起來依舊憨厚的林孝信,如今反而歉赧的說:「對於科學月刊,我好像生了孩子讓別人去養。」

八0年代尾聲,在席開數十桌的「科學月訊」二十週年紀念餐會上,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對著上百名賓客說:「一九六九年我在芝加哥大侯看到他滿懷理想,要為家鄉傲勤事……。」

經過十多年被拒在海外的歲月,近兩年才能回國的林孝信依然「要為家鄉做點事」。

「我們要加強科學界的聯繫,要自我提升,不能缺少人文素養和對社會的關懷……」在「神學月刊」門口局促的會客椅上,四十五歲的林孝信仍舊滿攘熱誠的訴說理想。

(此文為20年前,科學月刊20歲時的紀念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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